安樂死立法難處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安樂死立法難處，希望大家喜歡!

　　安樂死立法難處

　　“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由于該問題關乎人的生命、道德倫理、醫(yī)學、法律等多個方面，所以“安樂死”合法與否一直是各國所面臨的一大立法難點，每隔一段時間，總會出現(xiàn)一兩個事例重新挑起人們對這一話題的討論。

　　母求子助“安樂死”

　　鄧明建今年41歲，小學文化，在廣州番禺某鞋廠打工。“他是一個很老實的人，對人都挺好。各人都知道他老母親癱瘓，日子過得不容易，他是個難得的孝子”，取鄧明建相熟的老陳如是告訴記者。

　　據(jù)了解，早在1993年，鄧明建的母親突然中風半癱。固然鄧明建有兩姐一弟，但母親日常治病基本由鄧明建一家負擔。

　　1995年，鄧明建的愛人到番禺打工，鄧明建則在老家照看父母和孩子。2000年，因妻子生病家庭拮據(jù)，鄧明建也來到廣州打工。

　　2010年5月，父親過世，鄧明建便把母親接到廣州。他在工廠附近租了一套兩居室，母親居其一。在這里，他還像在老家一樣，每天給母親擦臉、擦背、攙著老人遛彎，照顧得無微不至，鄰居工友們都稱他為“孝子”。

　　但各人都沒想到的是，這位孝子竟然給母親買來農(nóng)藥，并親眼看著母親服下。

　　番禺區(qū)檢察院起訴書稱：70多歲的被害人李某因中風導致行動未便已十多年，因不勝忍受疾病合磨，李某遂于當天上午9時許，請求兒子鄧明建給農(nóng)藥喝結束生命。鄧起初并不答應，但在母親的不斷要求下，只好同意。鄧明建買了農(nóng)藥回家，后在母親的強烈要求下，將農(nóng)藥給其服用，李某飲服農(nóng)藥幾分鐘后滅亡。

　　當天下午2時許，鄧明建向所屬的番禺區(qū)石基派出所報案，稱其母親李某在出租屋內(nèi)自然滅亡。但公安人員參加后，經(jīng)初步檢驗發(fā)現(xiàn)其母是有機磷中毒滅亡，于是鄧明建被帶回公安機關接受審查。

　　因涉嫌故意殺人，番禺區(qū)檢察院于2011年5月31日批準逮捕鄧明建。

　　“不得不死”有后臺

　　“取很多‘安樂死’案件不同的是，很多‘安樂死’采用的是消極的方式，比如對病人的病情不理睬、不給病人用藥等。而鄧明建則屬于積極的‘安樂死’，他去買了藥，又拿來給母親喝。”一直在關注研究“安樂死”問題的廣東海際明律師事務所律師何富杰說。

　　從今朝調(diào)查情況看，鄧明建幫助母親實施“安樂死”的原因有二：

　　———疾病痛苦。鄧明建的母親個性剛強，半癱20年都是兒子幫她擦背洗頭，自己卻舉步維艱，她身上難受，心里更難受。而在今年，她又摔了一跤，疾病痛苦日深，她已經(jīng)很難再忍受，據(jù)說曾多次要求兒子想辦法幫她死去;

　　———經(jīng)濟拮據(jù)。鄧明建夫婦打工所賺不多，每月母親的醫(yī)藥費要500元，兒子的生活費要500元，還要吃飯。這樣艱難的日子持續(xù)了多年，母親不想再拖累他們，而鄧明建在“無能為力”的情況下，也最終選擇了順從。

　　“病人自身的痛苦和家庭條件的拮據(jù)，是家屬積極幫助實施‘安樂死’的兩個最重要原因，”何富杰說，“也因此，這種做法往往能夠獲得人們在道德上的同情。”

　　鄧明建案事發(fā)后，同情的聲音來自熟悉他的很多人。他所在工廠的數(shù)十名工友聯(lián)名上書公安局，希望能為其求情。老家四川閬中縣金子鄉(xiāng)，幾十名家族親友也一致簽名，請求能給鄧明建輕判……

　　網(wǎng)上有評論認為：討論“安樂死”問題，除普天下皆同的生命權和倫理原則，不能忽略當下中國的后臺。我們要關注“不得不活”的問題，更應關注經(jīng)濟困難和醫(yī)療條件缺乏而“不得不死”的問題。此論可謂一語中的。

　　情法之間怎平衡

　　“孝順”能不能成為免責理由?檢察機關認為，生命權是公民一項最基本的權利，任何人未經(jīng)法律許可，均不得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鄧某給母親購買、喂服農(nóng)藥，致其母親死亡的行為，符合刑法上規(guī)定的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

　　該如何在道德和法律之間劃上一條線，讓判決的成效既符合法律的嚴酷規(guī)定，又照顧到道德層面的公眾期待?

　　曾因幫扶女囚事件獲輿論好評的廣州女檢察官楊斌暗示：“當情取法發(fā)生沖突時，對于事實和罪名的認定，我們不能因為同情，就背離原則，但在量刑方面，可以綜合被告人的一貫表現(xiàn)、人身危險性、主觀惡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被告害人家屬的諒解等，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決”。

　　那么，積極實施的“安樂死”和“故意殺人”的界線又在哪里?何富杰認為，這個邊界應該是死者本人的意愿。“假如死者本人追求死亡這種后果的發(fā)生，并請其他人輔佐來完成這個目的，那就是‘安樂死’。但假如死者本人并不想死，或者開始想死后來又不想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別人‘幫’他死亡的，‘幫忙’的人就是故意殺人。”

　　何富杰暗示，最好的區(qū)分方法還是把它交給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最重視的就是證據(jù)，而且因為其有執(zhí)法權在調(diào)查過程中可以對各種證據(jù)進行認真甄別，并讓證據(jù)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jù)鏈。當證據(jù)表明確為根據(jù)死者意志實施的‘安樂死’時，可以酌情從輕處罰。但當沒有足夠的證據(jù)標明時，還是要按照刑法的規(guī)定進行懲辦。”

　　我國是否可以考慮給“安樂死”立法?對此，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陳光中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時暗示，我國把“安樂死”列上議事日程還需要一段不短的時間，對此要非常審慎。當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先慎重地進行嘗試，然后循序漸進。全國人大代表陳舒也暗示：“‘安樂死’是從北歐等地發(fā)端的，但中國人口眾多，取那些國家有很大不同。假如在中國允許‘安樂死’，可能會引發(fā)很多社會問題。”

　　積極實施“安樂死”

　　有的判刑有的無罪

　　我國法律沒有“安樂死”的規(guī)定。但在實踐中，通過積極行動幫助親人實施“安樂死”的案例并不算少。這些實施者中，有的最終被無罪釋放，有的則被關進了高墻。

　　———1986年，陜西漢中。醫(yī)生蒲連升應患者兒女的要求，為患者開具冬眠靈，實施了“安樂死”，后被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批準逮捕。案件審理了6年后，蒲終獲無罪釋放。法院認為，蒲連升給患者開具的冬眠靈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

　　———2008年6月初，43歲的湖北黃石農(nóng)婦柯珍英喝下劇毒農(nóng)藥而亡。農(nóng)藥是其丈夫程鵬才從街上買回的，而且遞到柯珍英嘴邊。據(jù)查，柯珍英11年前患病后癱瘓在床，程鵬才不棄不離照顧，后在柯珍英多次要求下，才買藥讓其服下的。后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程鵬才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

　　———2009年2月16日下午，深圳市第二人民醫(yī)院ICU病房內(nèi)，文裕章突然拔掉了維系妻子胡某生命的氧氣管，昏迷7日、掙扎在生死邊緣的妻子溘然長逝。2010年，深圳市中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文裕章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