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蘇軾詩詞的藝術(shù)手法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進(jìn)士，時年僅二十一歲，深得歐陽修賞識。仁宗初讀蘇軾兄弟文章，退而喜道：“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時宋王朝積弱，蘇軾主張“洗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力主興革。熙寧初，王安石變法。蘇軾反對新法，故離京赴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官。元豐二年七月，因一些新黨分子誣陷他的詩句諷刺新法，被捕入獄，險些喪命，此即“烏臺詩案”。出獄后，被貶黃州。期間開辟荒地，自號東坡居士，寫出了很多偉大的作品。哲宗元年(1086)，召回朝為翰林學(xué)士。因不同意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fù)較量厲害，參用所長”的全盤否定新法的做法，遭舊黨排擠。先后任杭州，穎州，揚州，定州等知州。昭圣元年，新黨再執(zhí)政，又被遠(yuǎn)貶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赦還。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卒于常州。蘇軾思想比較復(fù)雜。政治上以儒家為主體，對人生的態(tài)度上又以佛老為指導(dǎo)。既有積極入世的精神，又有超曠出世的胸懷。這種思想決定了他處順境不流于逸樂，處困境也不陷于頹廢。他的一生雖然在政治上失敗，卻也造就了一代的文學(xué)巨匠。蘇軾是個博學(xué)多才的作家。他的詩和黃庭堅并稱蘇黃。他的文章和父，弟稱三蘇，入唐宋八大家。他的書法入宋四家。他的詞獨辟蹊徑，高出人表。打破了“詩言志，詞言情”的傳統(tǒng)，從內(nèi)容和形式上解除了詞的各種束縛，使詞成為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文學(xué)形式?！端膸烊珪诽嵋疲?ldquo;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親切婉麗為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白居易;至蘇軾又一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工則不可。故今日尚與花間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廢。”

　　作為一個全能藝術(shù)家，巨儒政治家，一個剛直率真，放蕩不羈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盡言表。自年輕還朝起用，諂害，貶謫，起用，再遭諂害，再被貶謫，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對蘇東坡這樣的一個有浪漫性情的文人來說，坎坷人生必會帶來有魅力的詩文。于是，最沮喪的時期，東坡寫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詩詞達(dá)到了成熟時期。憤怒過去了，尖酸也暫時過去，留下滿心安詳與去意。古往今來，似乎愈是才高八斗，壯志滿懷，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讓人心疼。而面對頻頻襲來的動蕩激流，有人默默“歸岸”，欲“了然萬事，虛納萬境”而“獨長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長年醒”，有人獨立不懼，瀟灑自適，且醉且醒。東坡自能在人生的激流起宕中遺世獨立，巋然于天地。幾經(jīng)沉浮后，偉大的心靈也感到了人生的無奈，東坡力求精神解脫，而當(dāng)時，盛行的老莊禪學(xué)思想無疑給了他一線希望。在這樣的超脫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適性而為，向往豁達(dá)平靜的生活。“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fēng)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fēng)竹，掩冉從葉驚。俯仰各有志，得酒詩自成。”“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傅兩翅，乃得黏網(wǎng)悲。啁啾同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蘇軾在理想與現(xiàn)實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寬解了。“十年歸夢寄北風(fēng)，此去真為田舍翁”，他要在安詳優(yōu)美的環(huán)境中歡度余年，似乎有飲酒蟄伏，一醉方休的感嘆。但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對苦難，對迫害的心態(tài)，他“渺觀大瀛海”，何等雄闊之氣。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適,自求解脫,用表面的超脫掩蓋內(nèi)心的痛苦，就愈發(fā)顯現(xiàn)他的樂觀倔強，他的無比曠達(dá)之胸懷，也愈發(fā)讓人欽佩，為之震撼。“鮮鮮霜菊艷，溜溜槽床聲”,東坡留下了他的靈魂歡欣和心智的樂趣。且醒且醉之間，惟有一顆永遠(yuǎn)跳動的心。

　　同時，作為政治家兼藝術(shù)家的蘇軾既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不幸的是他經(jīng)歷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幸運的是正是這不幸孕育了他的詩才，使他在詞的創(chuàng)作上樹起了一座嶄新的豐碑，開創(chuàng)了詞作的另一個先河，有了自己獨特的藝術(shù)特色。關(guān)于蘇軾詞的藝術(shù)特色，歷來爭論較多，大致有四類。一曰“豪放”，二曰“韻秀”，三曰“清雄”，四曰“情深、思深、真率”。就“豪放”而言，蘇軾一生作詞約三百余首，其中早期約六十二首，由于受張子野的影響就很典雅，中、后期也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的作品并不豪放。而“情深”、“思深”、“真率”無獨蘇軾如此，白居易、陸游、辛棄疾等何嘗不如此?而用日本學(xué)者西紀(jì)昭的話來說就是：“蘇詞特色，一言以蔽之，‘子瞻以詩為詞’。”王灼《碧雞漫志》說：蘇軾“以詩為詞”是給宋詞“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晚唐五代，詞作為歌舞樽前以助嬌嬈的享樂手段，與艷情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西蜀歐陽炯的《花間集序》說得明白：“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案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tài)。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娼風(fēng)。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而宋人陳世修《陽春集序》更記載得清楚：“金陵盛時，內(nèi)外無事，朋僚親舊，或當(dāng)宴集。多運藻思，為樂府新詞，俾歌者倚絲竹而歌之，所以娛賓而遣興也。”甚至在當(dāng)時人們看來，這是詞之為詞的本性所在，“不著些艷語，又不似詞家體例”(沈義父《樂府指迷》)。歐陽炯有一首描寫南國田園清新優(yōu)美風(fēng)光的小詞《南鄉(xiāng)子》：“路入南中，桄榔葉暗蓼花紅。兩岸人家微雨后，收紅豆。——樹底纖纖招素手”。筆觸之最終一點還是落于纖艷之“素手”。由此看來，“詞為艷科”是晚唐五代普遍的思維定勢。宋初，經(jīng)過五代特別是較早的西蜀的一段泛濫，詞作為放蕩妖艷的形象更深深印在人們的心中，就連諷刺柳永“彩線慵拈伴伊坐”的晏殊，詞作中也處處是“一曲細(xì)絲清脆，綺朱唇，斟綠酒，掩紅巾”和“慢引蕭娘舞袖回”的淺斟低唱。力倡“究古明道”的歐陽文忠公，更有“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雙鴛鴦字怎生書”和“卻待更闌，庭花影下，重來則個”的纏綿小調(diào)。至于柳永，詞的內(nèi)容稍有擴展，都市的繁華生活，市民的思想意識，失意文人的牢騷不滿，下層婦女的不幸遭遇等，作為新的題材，在他的作品中時有出現(xiàn)，但作為柳詞主調(diào)的，仍是兒女私情。可以說，詞成了文人們不可抑制的情欲的宣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