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誕生
中國作為世界上文明發(fā)達較早的國家之一 ,很早就有學者注意進行古代遺跡的考察和古代遺物的研究。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中國考古學誕生的相關資料,希望能幫到你。
中國考古學誕生
1928年10月董作賓前往安陽小屯進行調查試掘,準備大規(guī)模地展開工作。這是中國考古學誕生的重要標志。1929年,李濟作為當時中國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fā)掘經(jīng)驗的學者,被聘任為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同年,中國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分別成立。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術機構。
早期的中國考古學
公元前4世紀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人們已經(jīng)朦朧地懂得收藏古物的價值,甚至在當時東周京都洛陽建起了一個類似今日博物館的“守藏室”。至公元10世紀的宋代,我國金石學研究頗為發(fā)達,有志者開始編纂專注出版。例如:北宋元祐七年呂大臨編纂的《考古圖》,既繪有器形圖,還記錄了每器的尺寸、名聞和出土地點。它比起1842年丹麥青年考古學家沃爾索(worssae)所著的《丹麥早期古物》(The Prime Ual Anfig uifes of Denmark)一書足足早了11個世紀。
此后,又有宋徽宗敕撰的《宣和博古圖》(1123)、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歐陽修的《集古圖》、趙明誠的《金石錄》等等,不勝枚舉。清代一來,分門別類的著作如雨后春筍,除繼北宋以來的金石著作外,又增添了錢幣、玉器、陶瓷器、碑刻......等等,其中古文字研究成果尤為突出。因此,可以毫不夸張的說,中國是世界上建立博物館最早、 出版古物研究專著最早、萌發(fā)考古思想最早的國家。不過令人惋惜的是,這一切努力并不能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考古學,至多只能說為近代考古學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代考古學的傳入
19世紀末,歐洲的考古學已經(jīng)日漸興盛。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講到19世紀中葉以來歐洲考古學家將史前時期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期,并將中國古史傳說與此比附。
1898年安陽小屯村再次發(fā)現(xiàn)有字甲骨文,1900年敦煌石窟發(fā)現(xiàn)儲存大量古代寫本文書和其他文物的藏經(jīng)洞,這是近代學術史上的兩項驚人發(fā)現(xiàn),為中國考古學誕生的前兆。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從美國學習人類學歸來的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進行的發(fā)掘。
1927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北京大學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選為中方團長,黃文弼代表北京大學考古學會參加該團去新疆進行考古工作。
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工作
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發(fā)掘史前和南詔時期的幾處遺址;后又分別與中國營造學社、四川省立博物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等單位合作,先后發(fā)掘四川彭山的漢代崖墓和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并兩次在河西走廊等地進行考古調查。1944年,夏鼐在甘肅寧定縣陽洼灣發(fā)掘齊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發(fā)現(xiàn)齊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層證據(jù),糾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肅遠古文化分期問題上的錯誤論斷。在此以前,尹達曾于1937年根據(jù)器物形制的分析對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內容和齊家文化年代問題提出過質疑。解放戰(zhàn)爭時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頓狀態(tài)。在東北和華北解放區(qū),民主政府十分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對吉林西團山石棺和邯鄲附近的漢墓作過清理發(fā)掘,又曾收集景縣封氏墓群出土的文物 。在國民黨統(tǒng)治地區(qū) ,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肅、青海進行過史前遺址的調查。從1928~1948年,經(jīng)過20年的發(fā)展 ,中國考古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已經(jīng)初具規(guī)模。盡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黃河流域和長江下游的史前遺址,未能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但終于摸索出了一套適合中國特點的田野工作方法,積累了一批通過正規(guī)發(fā)掘獲得的科學資料,并出版了《西陰村史前遺存》(李濟)、《周口店洞穴層采掘記》(裴文中) 、《城子崖》(梁思永等) 、《良渚》(施更昕)、《斗雞臺溝東區(qū)墓葬》(蘇秉琦)、《羅布淖爾考古記》(黃文弼)等著作,以及《安陽發(fā)掘報告》和《中國考古學報》等刊物 。尹達在延安期間 ,撰寫了《中國原始社會》一書。這段時間,有些學者對甲骨、金文、簡牘、墓志等銘刻資料進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時所著《卜辭通纂》、《殷契粹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等書,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卓越貢獻。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對甲骨學研究也有較大推進。
田野考古工作的擴大和發(fā)掘水平的提高
50和60年代前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黃河、長江流域的部分省級文物單位,對史前時期的半坡遺址、北首嶺遺址、廟底溝遺址、大汶口墓地、屈家?guī)X遺址、北陰陽營遺址,商周時期的二里頭遺址、鄭州商代遺址、豐鎬遺址、洛陽東周城、侯馬晉城,以及漢唐兩京城址、元大都遺址和其他重要遺址,分別進行規(guī)模較大的發(fā)掘。但大面積揭露的遺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發(fā)展不平衡。近年來,幾乎每個省都曾選擇保存較好的史前遺址進行重點發(fā)掘。黃河流域所作重點發(fā)掘仍然較多,近年揭露面積一兩千平方米以上的遺址不下10余處,其中姜寨遺址和大地灣遺址已發(fā)掘一兩萬平方米,分別發(fā)現(xiàn)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遺址和陶寺遺址則發(fā)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灣墓地多達1500座 。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qū) ,也有多處遺址發(fā)掘,面積在數(shù)百平方米以上,關廟山遺址、河姆渡遺址、草鞋山遺址和石峽遺址曾發(fā)掘一兩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邊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帶,也都發(fā)掘過史前遺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遺址就揭露了數(shù)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間大面積發(fā)掘和勘察的重要遺址還有:登封王城崗城堡、淮陽平糧臺城堡、二里頭宮殿遺址、偃師尸鄉(xiāng)溝商城、黃陂盤龍城遺址、周原遺址、紀南城遺址、曲阜魯城遺址、鳳翔秦國宗廟遺址、居延烽燧遺址,以及漢唐兩京的某些遺址。還發(fā)掘許多結構復雜、埋葬豐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隨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廣州南越王墓、馬王堆漢墓、滿城漢墓,以及范圍很大的秦兵馬俑坑等。數(shù)量之多,分布之廣,工作規(guī)模之大,都是過去所無法比擬的。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達到較高的科學水平。50年代初期,在輝縣琉璃閣的發(fā)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剝出一座完整的車馬坑,曾被西方考古學家譽為考古發(fā)掘方法的新進步。多年來,中國的細致考古發(fā)掘,一直得到國際考古學界的廣泛好評??脊殴ぷ髡哌M行原始聚落遺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發(fā)掘,力求比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況,復原當時社會生活的全貌。進行古代城址的勘察,著重了解它們的整體規(guī)劃,先確定城垣范圍和城門位置,再以城門為基點探尋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遺跡。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則充分利用文獻資料提供的線索,根據(jù)地面現(xiàn)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舊街道等遺跡,結合以重點鉆探、發(fā)掘,也能較好地復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許多大型墓葬的過程中,妥善地處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絲織品、帛書、帛畫,使之較好地保存下來;對于散亂的玉衣、鎧甲、簡牘,在清理過程中,特別注意各個零件的位置和相互關系,仔細觀察和做好記錄,以復原它們的整體??脊虐l(fā)掘還擴大到古代的礦場、鑄銅和冶煉作坊、燒制磚瓦和陶瓷器的窯址,以及造船工場、沉船、橋梁等。這些情況說明,中國的田野考古已經(jīng)真正成為科學化的學術研究工作。
現(xiàn)代自然科學方法的廣泛采用
國際上從50年代初期開始應用放射性碳素斷代的方法,被視為史前考古學中一場劃時代的革命。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后劃歸中國社會科學院)于1965年底建成中國第一個放射性碳素斷代實驗室,1972年開始公布年代數(shù)據(jù)。后來,北京大學考古專業(yè)等單位,也相繼建立這種實驗室。各實驗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數(shù)據(jù)100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shù)屬于史前時期。放射性碳素斷代已成為中國史前考古學的必要手段。這為建立各種文化類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學根據(jù)。在探尋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遺存,進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斷代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他幾種斷代方法,例如熱釋光斷代、古地磁斷代、鉀-氬法斷代、骨化石含氟量斷代、鈾系法斷代等,也都已陸續(xù)采用。為了鑒別各種遺物的原料、成分、產地和制造工藝,除繼續(xù)進行通常的化學分析及光譜分析、金相分析外,一些更為先進的測定方法,例如X射線熒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電子探針顯微分析、X射線衍射分析、穆斯堡爾譜分析、同位素質譜分析等,也已在中國考古學中應用。尤其是對于金屬品、陶瓷器、玻璃器和紡織品,進行了較多的分析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征和種系屬性的研究,基本上是近40多年開展起來的。對許多氏族公共墓地的人骨資料,都曾進行體質人類學的鑒定研究,目前已經(jīng)積累了不少資料,開始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種系分布問題提出一定的看法。通過對孢子花粉的分析考察古代的自然環(huán)境,鑒定作物標本的品種、動物骨骼的種屬,探討中國農業(yè)和家畜的起源,也有相當?shù)倪M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