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心得：教無常形，育無常勢，愛無常情

教育心得：教無常形，育無常勢，愛無常情

　　先蹭蹭“豫章書院“的熱度

　　2017年10月26日，一篇《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引發(fā)了聲討“豫章書院”的輿論戰(zhàn)(當然，也有現(xiàn)實行動……);事件卻因為11月5日“家長請愿”，發(fā)生了局部逆轉(zhuǎn);11月13日，中國青年報以《豫章書院學生：不能說父母不愛我，只是方式不對》為題發(fā)表文章，對事件進行反思，多家媒體加入轉(zhuǎn)載隊伍……從一邊倒的聲討，到局部逆轉(zhuǎn)，再到各方的反思與理性的回歸，這個過程中，有一個基調(diào)沒有變——體罰學生不合適。

　　馬卡連科在其代表作《教育詩》中，敘述了高爾基教養(yǎng)院的一群流浪兒童，從不遵守紀律的烏合之眾，逐漸轉(zhuǎn)變?yōu)閳F結戰(zhàn)斗的集體，成為蘇維埃新人的故事。在這個過程中，馬卡連科作為教養(yǎng)院的負責人，也曾動用過“禁閉室”等工具(當時遭受了蘇聯(lián)許多“教育專家”的詬病)——這算是一種體罰嗎?但是從結果來看，似乎并不差。我們可以因此為體罰學生辯護嗎?尤其是在面對“問題學生”的時候?

　　答案是可能是“不能”，因為有人看到賈政打賈寶玉的時候就會淚流滿面，更別說打那么可愛的小孩兒了——他們是祖國的花朵，民族的未來，是萬萬打不得滴。這么說，我也可以理解，但卻不能接受這樣的邏輯——正是因為他們是祖國的花朵，民族的未來，所以他們必須成長為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有文化的新青年，而不是成為“問題學生”。而現(xiàn)實的問題是，他們很多已經(jīng)是真正的“問題學生”了;我們暫且不論豫章學院的教學內(nèi)容與形式，更不討論它的辦學利益鏈等問題，單就“戒尺”、“龍鞭”等懲戒措施而論，能反映出學院老師的變態(tài)與惡毒嗎(網(wǎng)上曬出的被打后的照片，確實觸目驚心)?能反映出家長對學生的“恨”嗎?我想這樣的結論也不失偏激。

　　從教幾年的經(jīng)歷，使我以溫和寬容而揚名于學校班主任隊伍，但面對既不會講道理也不愿講道理的學生時，我的怒氣也抑制不住地從心里往外噴，盡管我能克制住動手的情緒，卻不能否認在某些瞬間有使用武力的沖動——這種沖動往往伴隨著深深的無力感與挫敗感。因為有些學生(當然還不能被定性為“問題學生”)的確會讓人對整個人生、整個教育、整個世界產(chǎn)生無限的懷疑，并且是沒有任何希望的懷疑——在這種情況下，訴諸武力或許真是一種最后的掙扎了，也是一種最原始的沖動了;(我絕對沒有暴力傾向!)但每次當我從那種憤怒的情境中脫身出來，再以一個旁觀者的姿態(tài)反思時，又會發(fā)現(xiàn)，我的憤怒可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只不過在哪個情境之中，我太投入了——因此，歸根到底是因為我的全情投入沒有得到應有的反饋，所以才感到憤怒。(但不應該得到應有的反饋嗎?)做一個大膽地假設，如果我因為一時憤怒而動手打了學生的手心，學生能體會到我的良苦用心而發(fā)憤圖強嗎?我想產(chǎn)生這種可能的概率在50%以上，但我一直沒有嘗試過——盡管，我相信學生可以體會到一個全情投入的老師的“恨鐵不成鋼”，甚至是老師的愛與期待。

　　“豫章書院”的體罰，或許也有類似的憤怒與沖動，或許沒有，因為他們的打法已經(jīng)制度化了;制度化的東西，人的感性成分在理論上應該慢慢淡化，直至最后消失——什么級別的人可以記什么樣的體罰工具，什么級別的人可以實施什么樣的懲罰，在“豫章書院”是很清晰明了的。正是因為其已經(jīng)制度化了，所以實施體罰的老師在實施過程中，可能也只是充當了某種工具而已，他們或許有瞬間的憤怒，但很快就會化為烏有，搖身一變成為一個不再獨立情感的懲戒工具，如此他們的懲戒就變成了機械的體罰，甚至是完完全全地暴力施加者，不再有情感全情投入的前提。而整個懲戒過程也就變成了“問題學生”與一種冷冰冰的制度的對抗，學生有獲勝的可能嗎?任何個人與制度的對抗，幾乎都是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