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術(shù)論文范文
縱觀歷史這個學科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它是一門歷史學科，卻又包含著很多政治學科的韻味，具有歷史性、理論性，還有政治性。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整理的歷史學術(shù)論文范文，希望你能從中得到感悟!
歷史學術(shù)論文范文篇一
了解歷史、尊重歷史、銘記歷史
摘要：重視歷史的學習和研究，總結(jié)和汲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是相當可貴的，當今的中學生是國家的后備力量，如何在開始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就能從了解歷史、尊重歷史、銘記歷史來培養(yǎng)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便顯得尤為重要。
關(guān)鍵詞：了解歷史 主線 時間 人物 歷史事件
縱觀歷史這個學科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它是一門歷史學科，卻又包含著很多政治學科的韻味，具有歷史性、理論性，還有政治性。學生在學習這門課程的時候首先要明白，該學科的歷史性就是以史實為基礎(chǔ)，理論性突出了史論，政治性則強調(diào)該學科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過去是未來的鑰匙”，只有對過去有很全面透徹的認識，才能更好的理解現(xiàn)在把握現(xiàn)在并創(chuàng)造未來。中學生作為我們國家的后備力量就更應該學好歷史這門課程了。本文便是針對這門學科提出的學習該課程應從那幾方面入手，即學習這門課程應該抓住怎樣的主線。
一、以時間為主線
歷史是發(fā)展著的，既然是發(fā)展，那么就一定離不開時間了，時間是唯一一個可以陪伴發(fā)展走到底的見證者。比如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以時間為主線大致可以劃分為1840年以前、1840年至1919年(即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1919年至1949年(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和1949年至今(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期)這幾大階段。1840年以前，中國的文明是相當輝煌燦爛的，古代的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豐富多彩，造紙術(shù)、印刷術(shù)、火藥和指南針四大發(fā)明更是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聲譽。然而1840年英國發(fā)動的侵略中國的鴉片戰(zhàn)爭使得中國歷史的發(fā)展有了重大的轉(zhuǎn)折，19世紀初英國基本完成工業(yè)革命，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1825年和1837年發(fā)生的兩次經(jīng)濟危機，英國的矛頭開始指向中國，向中國走私鴉片，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中國人民的身體和精神也受到毒害。1839年6月林則徐的虎門硝煙是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正義運動，然而卻更加激化了英國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此次戰(zhàn)爭清政府以失敗告終，于1842年8月簽訂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接下來的幾年里又簽訂了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的主權(quán)受到嚴重破壞，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51年的太平天國運動， 19世紀60-90年代的洋務運動、1898年的戊戌變法和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等等都是中國不同階層的人民不畏列強和強權(quán)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一系列歷史過程。從這些我們可以看出歷史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我們以時間軸為主線，認真的去了解每一段歷史，就不難發(fā)現(xiàn)，每個時間段的歷史都有其各自的影響，在此我就不一一例舉。
二、以人物為主線
歷史上的人物有很多，學生要學會以人物為線索來學習歷史。比如：說到林則徐，就不能僅僅知道他是虎門銷煙的主導者，還要知道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者——魏源這個人也可以由林則徐聯(lián)想到。說到中國近代史的人物，孫中山就不得不提。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chuàng)立了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之后孫中山、黃興和宋教仁創(chuàng)立了同盟會;蔡元培、李大釗、魯迅等愛國者他們?yōu)閲宜龅呢暙I也是我們無法磨滅的，這些歷史人物值得我們銘記。歷史上的人物有正面的必然就會有反面的，史上當皇帝時間最短的竊取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袁世凱，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的蔣介石等等?？谷諔?zhàn)爭中共產(chǎn)黨成了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同樣還有蔣介石領(lǐng)導的國民黨，這些人物的身份各不相同，宗旨和信念也不同。學生要學會以這些人物為學習歷史的線索去接觸歷史認識歷史。
三、以歷史事件為主線
歷史的演變總會有很多重大事件，就像上面說的虎門銷煙到鴉片戰(zhàn)爭。就拿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來說吧，此次革命是中國人為救亡圖存、振興中華而奮起革命的一個里程碑。使中國發(fā)生了歷史性的巨變，推翻了封建勢力的政治代表，打擊了中外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結(jié)束了統(tǒng)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激發(fā)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覺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仍以失敗而告終，南京臨時政府僅僅存在了三個月，袁世凱便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
這次革命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設方案是行不通的，主觀上來看，在于它的領(lǐng)導者——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本身存在的弱點和錯誤，即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lǐng)、沒有結(jié)合群眾、不能作為團結(jié)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此次革命雖然失敗了，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qū)者的精神永遠是中國近代史上光輝的一頁。學生可以以辛亥革命這個歷史事件為線索來了解此次革命發(fā)動的時間和原因，參與的人物，革命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以及此次革命為后來新中國的發(fā)展起到的作用等。歷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相當多，譬如說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7年的南昌起義、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乃至后來的國共合作一致對外和內(nèi)戰(zhàn)的爆發(fā)等，這些歷史事件都有其發(fā)生的時間、原因、主導者和其所具有的意義，學生要學會由一個歷史事件來聯(lián)系和該事件相關(guān)的所有內(nèi)容方可。
歷史的發(fā)展驚人的相似，但歷史絕對不會重演，為了擔負起建設祖國的責任，我們的學生作為祖國未來的建設者和各條戰(zhàn)線的后備軍，就必須要學習歷史了解國情。這里的國情不僅僅是中國的今天，還要了解到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堅定信心，在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初始形成的時候，認清歷史事實，用發(fā)展的眼光看世界，讓歷史作為自己人生的催化劑和推動力量，提高運用科學的歷史觀來評判歷史問題、辨別歷史是非和把握人生方向的能力。有了時間、人物和歷史事件為主線去了解歷史，相信大家一定能學好這門學科。
印度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泰斗、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先生曾深情地說道：“教育的目的應是向人們傳送生命的氣息。”據(jù)此，我們也完全可以同樣說，課堂——尤其是以陶冶學生的精神人格境界為根本追求的歷史學科的課堂——更應當是直接向?qū)W生不斷傳送生命的氣息”的重要的場所。為此，作為一名歷史教師，我們要善于將歷史榜樣的行為規(guī)范和學生現(xiàn)實生活中的行為規(guī)范有機地聯(lián)系起來，指導他們在處理個人與國家、集體、父母、同學、親友的關(guān)系以及在自己的學習過程中學會處事做人。要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培養(yǎng)教育學生以史為鑒，明辨是非，習善成性，使學生樹立自尊、自信、自強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實現(xiàn)全面振興而奮斗。
歷史學術(shù)論文范文篇二
歷史還原的得與失淺析
摘要：《河岸》與蘇童過去的作品相比，歷史感明顯增強。作者使用大量1970年代的流行 語言、歷史場景和歷史事物，來復活當時的日常生活景觀。為打開歷史闡釋的空間，他還有意對比河上與岸上的歷史，展示出歷史的不同側(cè)面。盡管如此，《河岸》所敘述的歷史，并未拓展和深化我們對歷史的想象和認知。作者敘述、整合與評價歷史的方式，尚未擺脫過去傷痕、反思和新歷史小說的歷史敘述成規(guī)的影響，因此未能對那段歷史做出深度的開掘與還原。
關(guān)鍵詞：歷史感;歷史記憶;歷史場景
一
閱讀《河岸》，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說的歷史感比過去明顯增強。蘇童過去的“新歷史小說”，如《紅粉》、《罌粟之家》、《我的帝王生涯》、《妻妾成群》等等，大多是依靠虛構(gòu)和想象進行 寫作的，作者無意于再現(xiàn)歷史的真實，他“只是以歷史做道具，探索人性的復雜性”{1}?；蛘哒f，作者在上述作品中，最關(guān)心的是如何從人性和欲望的角度來重新闡釋或解構(gòu)既定的歷史觀念，而不是如何深入到復雜的歷史結(jié)構(gòu)中去解釋“具體 社會歷史中”的人性和欲望。
在寫作《河岸》時，蘇童一改過去過分依賴虛構(gòu)與想象的寫法，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自身歷史記憶的呈現(xiàn)上。小說中描寫的20世紀70年代的生活，都是蘇童(出生于1963年)少年時代經(jīng)歷過的。他曾說，《河岸》的靈感，來自于某日攜女兒去看運河，一支駁船船隊迎面而來，突然打開了他少年時代的記憶閘門，一個少年被荒誕的年代從岸上驅(qū)逐和流放到船上的故事，突然在腦海中漸漸清晰。他還說，《河岸》是他迄今為止最滿意的一本小說，最滿意的是“觀察還是挺細致的，努力地將歷史還原清楚”，“我覺得這部小說存在著對我寫作的很多挑戰(zhàn)。最有挑戰(zhàn)意味的在于，在我的作品當中，尤其是長篇小說，這還是第一次非常直接地面對一個時代。時代或者說時間、年代這樣的概念，在我以前很多小說中基本上是把它虛化的，有時候甚至變成一個背景，就像一個人在上面活動的舞臺布景一樣。但是我對那個時代本身幾乎不做詳細的刻畫，或者說是避過，不是抱以正眼面對、擁抱的姿態(tài)。但是在這部小說當中，完全不同。”{2}
蘇童的說法是符合作品實際的?！逗影丁分兴佻F(xiàn)的歷史，確實已經(jīng)不再是模糊的歷史背景，而是歷史本身，已經(jīng)不再是粗枝大葉的，而是枝繁葉茂的。為增強小說的歷史感，呈現(xiàn)更多被遺忘的歷史記憶，蘇童顯然動用了不少心思。
首先，大量使用20世紀70年代的流行語言，來再現(xiàn)當時的歷史氛圍。在敘述歷史時，只有富有歷史感的語言，才能喚醒更多沉睡的歷史記憶。因為語言是歷史的產(chǎn)物，從不同時期的不同的流行語言中，最容易傳遞出歷史的信息和歷史的風貌。《河岸》中的書記趙春堂，治安小組成員王小改、五癩子、陳禿子等，經(jīng)常使用“階級異己分子”、“人民內(nèi)部矛盾”、“敵我矛盾”、“ 政治責任”、“反革命”、“反標”、“革命群眾”等等政治語言。甚至連小女孩搶奪庫東亮的面包時，也振振有詞地用政治語言為自己辯護：“我們不是搶，是對你無產(chǎn)階級專政!”這些富有歷史內(nèi)涵的人物語言，生動地再現(xiàn)了當時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為了復原當時所特有的語言 環(huán)境，作者還不避麻煩地一次次模擬當時的“通知”、“通告”、“告示”、“規(guī)定”、“批判稿”、“表揚信”、“標語”、“日記”等流行文體，并且用黑體字予以重點強調(diào)。從中不難看出，蘇童在寫作《河岸》時，對語言的歷史性問題是非常敏感非常謹慎的，因此小說沒有像有的歷史小說那樣，因為錯用了一個不符合當時歷史情境的當代詞匯，而破壞了苦心營造出來的歷史氛圍。
其二，大量使用業(yè)已消失的歷史場景和歷史事物，來復活20世紀70年代的日常生活景觀。在《河岸》中，作者花大力氣營造出的每個生活場景，都具有非常鮮明的歷史特征：如群眾業(yè)余文藝宣傳隊的演出活動，東方八號工程勞動大會戰(zhàn)轟轟烈烈的場面， 節(jié)日花車游行萬人空巷的盛況，排隊買菜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年輕人用自行車鏈鎖、電工刀、三棱刮刀打架等等。在描寫人物的肖像、行動和 心理時，蘇童還善于巧妙穿插具有歷史感的舊事物：街頭理發(fā)攤、人民理發(fā)店， 文化館、廣播室、高音喇叭、有線廣播、小喇叭，糖票、油票、糧票;大前門、飛馬牌香煙，光明牌肥皂，白鐵皮罐頭，裝東西的網(wǎng)線袋，掛在脖子上的小黑板，煤油燈，豐收牌面粉袋制作的短褲、接了三層褲管的長褲、插了三支鋼筆的中山裝、草帽、解放牌球鞋、海綿拖鞋、長筒膠鞋，繃線線、滾鐵圈、跳房子游戲等等。這些密集出現(xiàn)的舊事物，想必都是作者從記憶的庫存中一點一滴地搜救出來的，因此能夠時時喚醒我們沉睡的歷史記憶，把我們引入到當時的歷史氛圍中。
為更逼真地呈現(xiàn)歷史氛圍，作者還刻意摹寫舊事物的色彩和聲音：如警察的藍色制服，綠色的軍用水壺，革命烈屬的紅牌牌，李鐵梅的鐵皮紅燈，紅底白花的對襟夾襖，打上灰色補丁的深藍色褲子，粉紅色的“的確涼”襯衫，治安小組組長王小改的哨子聲，船民們用棒槌敲打衣服的聲音等等，都散發(fā)出濃郁的懷舊情調(diào)。作者還多次描寫高音喇叭的聲音，在播放批判稿、表揚信、廣播體操、尋人啟事和革命歌曲時，各有不同的音色、音調(diào)、節(jié)奏和旋律，高音喇叭停頓時則發(fā)出沙沙的噪音，在河上傾聽遠處岸上傳來的喇叭聲，更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和韻味。這些有意為之的“還原歷史”的細節(jié)，都有助于把讀者帶回到歷史的現(xiàn)場。
二
蘇童在敘述那段去今未久的歷史時，為了打開歷史闡釋的空間，還有意地拿河上與岸上的歷史進行對比，以展示那段歷史的不同側(cè)面。
“岸”上的油坊鎮(zhèn)，是由政治、權(quán)力和欲望構(gòu)成的主流社會。在這里，政治決定一切，它摧毀家庭倫理，扭曲人情人性。天生麗質(zhì)的喬麗敏，為了個人前途而與不三不四的屠戶家庭決裂。她嫁給比自己矮半個頭的庫文軒，是因為看上了對方的血統(tǒng)和前途。庫文軒失勢后，她自己的前途和聲譽也化為烏有，精神幾近崩潰，因此在肉體上和精神上殘酷折磨庫文軒，并與之決裂。夫妻愛、母子情，絲毫經(jīng)不起革命政治的考驗。他們的決裂，把幼小的庫東亮推向?qū)擂蔚纳鏍顟B(tài)，“一堆是父親和船，一堆是母親和岸，我只能選一樣，我必須選一樣”，但無論是在河上還是在岸上，他都找不到家的感覺，得不到愛的溫暖。
在“岸”上，“革命身份”決定個人命運。庫文軒因烈士遺孤的身份，獲得各種現(xiàn)實利益，娶了漂亮的妻子，做了黨委書記，可以隨心所欲地占有女人，可以以記賬的方式假公濟私。失去烈士遺孤身份后，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妻子、尊嚴和權(quán)勢都離他而去，他被放逐到河船上。為了不再辜負烈士的英名，他忍痛自我閹割;為證明烈士遺孤的身份，他堅持在河上祭奠先烈;在平反無望時，最終抱著烈士紀念碑沉入河底?；巯梢虺晒Π缪堇铊F梅，而獲得象征性的革命身份，成為政府大樓里的一員。但她卻因此而失去自我，她不再是江慧仙，而是“李鐵梅”，只有當她是李鐵梅時，她才能得到政治的認可。她害怕失去象征性的革命身份，夜里經(jīng)常做惡夢，夢見有人拿著剪刀要剪她的辮子。為了前途，她不得不收斂自己的野性，委屈自己討好領(lǐng)導。但在船上我行我素慣了的她，還是很難適應岸上有 組織、有紀律的生活，她和同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因為拒絕柳部長的兒子小柳的調(diào)戲，她失去政治的“靠山”;為了找回她自己，她剪掉了自己的辮子，因此被下放到理發(fā)店——她不是李鐵梅了，那么她就什么也不是了。
在“岸”上， 政治話語無處不在：高音喇叭里，時時飄蕩出權(quán)威的革命的聲音;墻上、黑板上、公告欄里的政治標語，處處傳遞著意識形態(tài)的信息;流傳于口耳之間的“內(nèi)幕消息”，具有更強大的政治威懾力。政治話語不僅布滿了公共空間，而且還滲透到最私密的個人生活領(lǐng)地：臥室本是私密場所，在當時卻變成了公審大會的現(xiàn)場，喬麗敏仿照 工作組的模式，把臥室臨時開辟成隔離室，并用流行的政治 語言審查丈夫的生活作風問題，“有一次我清楚地聽見母親高亢憤怒的聲音傳到了窗外，余音裊裊，飄蕩在夜空中，庫文軒，坦白從寬，抗拒從嚴!”{1}政治話語還“沿著一個漸進的細微渠道流通，它抵達了個人本身，抵達了他們的身體、他們的姿態(tài)、他們?nèi)咳粘Ｉ钚袨?rdquo;{2}。穿衣打扮本是個人的事情，但慧仙的衣著打扮，都要受到趙書記等人的管制和監(jiān)督。她必須穿李鐵梅的衣服;她不能戴乳罩，因為“那是一個墮落的證據(jù)”，“散發(fā)著令人擔憂的性的氣息”，她甚至無權(quán)處置自己的辮子，因為她的辮子也被賦予了革命的意義，那已經(jīng)不再是自己的辮子，而是“李鐵梅”的辮子，是自己無權(quán)支配的公共財產(chǎn)。屁股本是個人軀體的一部分，在這里卻成為鑒定烈士遺孤的政治標準：為證明烈士遺孤的身份，庫文軒在隔離審查期間精神紊亂，動不動就褪褲子，讓工作組檢查上面的魚形胎記，庫東亮則束緊皮帶，嚴防別人偷襲自己的屁股;為爭奪烈士遺孤身份，傻子扁金則到處展覽自己的屁股，讓人參觀上面的魚形胎記。
生活在“河”里的那些人，則展示了20世紀70年代生活的另一面。他們都是因為各種政治問題而被放逐到船上的，他們因此而遠離““””的主流政治，更多地顯示出民間粗野而自由的生活狀態(tài)。他們臟話連篇、袒胸露背、衣著隨便，對岸上人們不輕易談論的性愛，他們毫不忌諱。盡管岸上的人指責他們“政治覺悟低”、“沒修養(yǎng)”、“沒規(guī)矩”、“不文明”。但他們卻個個都是古道熱腸，不失人性的溫暖和善良。他們到處奔波，為被遺棄的慧仙尋找母親。在準備把慧仙送給岸上的政府時，孫喜明女人依依不舍，“用衣襟蒙著臉嗚嗚地哭起來”，“船民們紛紛往她的口袋里塞東西，塞一只雞蛋，塞一塊手絹，或者塞一把瓜子，這是表示他們的一點心意。孫喜明的女人給慧仙頭上戴了朵紅花，胸口也別了一朵，德盛女人給慧仙面頰上涂了紅紅的胭脂，嘴唇上抹了口紅，看上去她們不是送他去岸上，而是送她去參加一場盛大的演出。”③當干部們以“東風八號”的政治任務為由，拒絕與船民就孤兒撫養(yǎng)問題對話時，他們站在人的立場上提出抗議，“你們那么多干部在下面，就不能上來一個把孩子安頓了?難道一個孩子還不如一鏟土重要?”干部們的回答則毫無人情味：“一切都要給東風八號讓路，一鏟革命的土，就是比一個孩子重要!”{4}送還棄兒的行動失敗后，船民們因此賭氣精心撫養(yǎng)慧仙十多年。為了爭奪慧仙的撫養(yǎng)權(quán)，櫻桃的母親和孫喜明的女人還撕破臉皮，相互謾罵，最后不得不以抓鬮的方式?jīng)Q定慧仙的歸宿。
在岸上，傳統(tǒng)的家庭倫理被革命政治摧毀了。但“河”里的人，仍然在堅持著家庭倫理觀念。喬麗敏和庫氏父子決裂后，“船上的女人們都覺得有責任幫襯我們父子”，她們一致譴責喬麗敏太狠毒，“船上沒女人，這日子怎么過呢?女人們懷揣著婦道和熱心腸來到七號船，送兩碗面條，送一壺開水”{5}。她們都是傳統(tǒng)血緣倫理的捍衛(wèi)者，孫喜明女人譴責慧仙母親的棄嬰行為，認為這是為天地所不容的，為此她把所有的關(guān)愛都給了慧仙，甚至冷落了親生兒女。沒有爭到慧仙撫養(yǎng)權(quán)的德盛女人也是如此，有位賣玉米的農(nóng)婦找上船，“她把籮筐抖了抖，抖出一個女嬰的腦袋，對德盛夫婦說，聽說你們家要一個女孩子沒有要到?我這兒有，我不稀罕女孩兒，三十塊錢你拿去。……德盛女人蒙著臉不敢看那女嬰，嘴里罵著那女人，天底下哪有你這種狠心的女人，你不配做母親呀，賣個玉米你跟我們討價還價，賣自己的骨肉，你倒是那么痛快!”{6}在庫氏父子的幾次沖突中，船民都是熱心的調(diào)解人。他們也是以傳統(tǒng)的嚴父孝子觀念，來化解父子之間的政治沖突的：庫文軒對兒子的 教育，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的管制，庫東亮在岸上闖禍后，他要用繩子捆綁兒子以正家法，理由是庫東亮在政治上不進步反而退步了。德盛女人則勸說庫文軒：東亮是個孝順的孩子，“什么進步退步，船上用不了這些的。不就是過日子嘛，日子太平就好。”{7}
從上述兩相對比的描寫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蘇童在“復原歷史”的道路上所作出的努力，也不難發(fā)現(xiàn)他試圖從多角度透視歷史的 寫作意圖。對于一個習慣于從抽象的人性觀念演繹歷史的作家來說，這種新的嘗試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三
盡管我們不否定《河岸》在“還原歷史”上所作出的努力。但坦白地說，小說中所敘述的歷史，并未給我們的閱讀帶來多少新鮮感，并未拓展和深化我們對那段歷史的想象和認知，因為小說所敘述的歷史內(nèi)容，以及所采用的敘述方式，我們在過去的作品中，已經(jīng)不止一次地領(lǐng)略過了。
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消解宏大的政治歷史敘事，批評界曾反復倡導書寫個人的歷史記憶和生活 經(jīng)驗，以為這樣就可以給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帶來生機和活力。但我們很少考慮到，任何個人的歷史記憶都是有限的，僅靠個人的歷史記憶和生活經(jīng)驗，是很難深廣地反映出一個業(yè)已消失的時代的。如果不能超越個人歷史記憶的有限性，如果不能與當時的政治、 經(jīng)濟、 文化、 社會 心理等等緊密結(jié)合起來，去拓展、豐富和升華個人的歷史記憶，那么作品中的個人歷史記憶，就極可能流于細小、瑣碎甚至卑瑣，達不到深入描述和剖析歷史的目的。片面強調(diào)書寫個人歷史記憶的理論，已經(jīng)催生出太多太多失敗的作品。《河岸》也不例外，比如，作者反復渲染庫東亮青春期的苦悶與躁動、性的焦慮和生殖器的勃起，絮絮叨叨，瑣碎冗長，占用了很多的篇幅。這顯示出作者尚未擺脫過分迷戀自我的傾向，也顯示出作者個人歷史記憶和生活經(jīng)驗的匱乏，更顯示出作者對自身以外的更具有歷史意義的生活事件的冷漠。當然，也不能說這類描寫毫無歷史意義，或者對塑造人物形象毫無幫助。但相似的內(nèi)容在同一部作品中反復出現(xiàn)，卻未能開掘出更多的歷史內(nèi)涵，那就有點得不償失了。說來說去，還不就是那么點事。
其二，作品雖然以第一人稱敘事，復活了大量的歷史語言、歷史場景和歷史事物，但由于作者整合這些歷史記憶的手段，或者說作者敘述和評價歷史的方式，與過去相比并無多大的突破，因此作品對那段歷史的敘述，還是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逗影丁匪v述的“革命破壞家庭倫理”、“革命壓抑和扭曲人性”的故事，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傷痕、反思小說中，以及在80年代中后期與90年代初期的新歷史小說中，都已經(jīng)被反復講述過了。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宗璞的《三生石》、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作品，在傳達上述歷史觀念時，盡管存在著模式化的傾向，但他們從自身被深度卷入的歷史中提煉出的歷史細節(jié)，與蘇童從少年時代的模糊記憶中拯救出來的歷史細節(jié)相比，要鮮活生動得多，他們對那段歷史的切膚之痛，也是年少的蘇童無緣 體會到的。如果說《河岸》相比當年的傷痕、反思小說還多少有些創(chuàng)新的話，那就是小說中大肆渲染了政治對“性”的壓抑，以及“性”對人性的擠壓，這在80年代初期的小說中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但是，這類描寫在今天已經(jīng)不新鮮了，因為在9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以及在蘇童本人的作品中，相似的主題也已經(jīng)被反反復復地渲染過了。
其三，作者在整合歷史記憶時，仍未擺脫新歷史觀的影響，他還在玩弄過去先鋒歷史敘事的游戲：鄧少香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她參加革命的動機是卑劣的還是崇高的?其娘家和婆家的說法截然不同。庫文軒的身世更是布滿疑云：封老四在七個嬰兒中，指認屁股上有魚形胎記的庫文軒為烈士遺孤，這是極不可靠的，因為許多油坊鎮(zhèn)居民都有魚形胎記，傻子扁金正是以此與庫文軒爭奪烈士遺孤身份的。烈士遺孤鑒定小組根據(jù)與封老四有仇的堂弟的片面之詞，得出封老四是河匪的結(jié)論，并根據(jù)這個不可靠的結(jié)論，臆測出封老四讓自己的兒子庫文軒冒充烈士遺孤;為阻止庫文軒的反復申訴，趙春堂則散布“內(nèi)幕消息”，說庫文軒是河匪丘老大與妓女爛菜花之子;為阻止父親自殺，庫東亮上岸索要烈屬證，又聽說烈士遺孤另有人選，蔣老師才是真命天子。在庫東亮與傻子扁金為爭奪烈士紀念碑打得死去活來時，研究黨史的大學生對他們宣布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鄧少香婚后根本沒有生育，籮筐里的嬰孩是向別人借來做掩護的……仔細閱讀上述充滿匠氣的文字，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還是過去的那個蘇童在講故事，他所設置的重重謎團，其實并沒有傳達出多少真實的歷史生活經(jīng)驗，也無助于深化對歷史的認知與反思。作者想要告訴讀者的，無非還是自己的那一套“歷史是個謎”、“歷史的真相不可抵達”的歷史觀念，以及個人無法與命運抗爭的生存 哲學而已。
成功的歷史小說，應該盡可能地以 文學的方式，更深更廣地介入到歷史中去，挖掘出更多的歷史內(nèi)涵，復活更多的歷史記憶，為當下的生活提供更多可資借鑒的精神資源。而能否達到這一點，除了最基本的文學素養(yǎng)外，還取決于作者是否具有海納百川的胸懷、自由的心靈和探究歷史的強烈欲望。由是觀之，蘇童的《河岸》雖然在“復原歷史”的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他能否進一步超越自己固有的生活經(jīng)驗和寫作經(jīng)驗，能否進一步擺脫既有的歷史敘述成規(guī)的影響，能否以更為開闊而自由的心態(tài)去面對歷史，這對他仍然是個嚴峻的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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