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革命史大事件論文
20世紀初葉的近代中國，辛亥革命打碎了舊的封建統(tǒng)治秩序，但新的秩序沒有有效建立起來。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推薦的近代中國革命史論文，供大家參考。
近代中國革命史論文篇一：《論近代中國革命》
[內容摘要]近代中國在幾千年的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社會弊端積重難返，人民的思想嚴重落后于西方列強民眾的思想，而且，我認為暴力革命對舊制度的打掃更為徹底。近代中國想要得以進一步的發(fā)展，必須從根本上盡可能的排除舊制度的影響，所以,暴力革命對于中國更有利。另外,如何評價革命和改良,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中一個值得注意和重視的問題,對于革命,改良的得與失,必須作實事求是的分析!
關鍵詞:近代中國;革命;改良;論戰(zhàn);民主革命;封建清王朝
1905年至1907年間，圍繞中國究竟是采取革命手段還是改良方式走資本主義道路，革命派與改良派分別以《民報》、《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展開了一場大論戰(zhàn)。革命派在論戰(zhàn)中論述了革命的必要性、正義性、進步性。 這次論戰(zhàn)涉及的范圍很廣，但主要有三個方面。
要不要“反滿”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這次論戰(zhàn)的中心。為了論證“反滿”與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滿族貴族實行民族統(tǒng)治政策的罪行，旗幟鮮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這個反動賣國的政府，中國才能獨立富強走向進步。改良派爭辯說，“反滿”與政治變革沒有必然的因果聯(lián)系，應當以政治變革為目標，而不應以“反滿”為目標;并認為暴力革命勢必引發(fā)內亂和招致帝國主義瓜分，最后導致亡國。對此，革命派指出革命雖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們正確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將以民主原則對待滿人;并強調民主革命是有綱領、有組織的運動，認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進行，而不會發(fā)生內亂和招致瓜分。
政治革命的目標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是這次論戰(zhàn)的又一重點。 改良派反對共和革命論，鼓吹“漸進論”，說封建專制必須經過君主立憲階段才能實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開”，誣蔑中國人民“既乏自治之習慣，又不識團體之公益”， 根本沒有享受民主權利、當“共和國民之資格”，宣揚這種資格只有在開明專制時代和君主立憲時代才能養(yǎng)成。革命派進行了有力的駁斥， 用“取法乎上”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漸進”，認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錮，就會沛然而出。他們指出，那些 說“中國之民族，賤民族也，只能受壓制，不能與以自由”、“吾民族萬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為牛馬為奴為隸者”等言論，是帝國主義和民賊的語言，是對中國人民的極大誣蔑 ;并認為中華民族有實行民主共和的能力，革命后的中國一定能成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體”。
雙方對封建土地制度是否應當改革的問題也展開了爭論。 改良派為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對“平均地權”，認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勞動”或“節(jié)約”而來，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在歷史上有其必然性，是“現(xiàn)社會一
切文明之源泉”。實行“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就是“掠奪人民勤勞之結果”，打擊人們從事生產的積極性。革命派鮮明有力地予以回擊，指出雖然從中國的具體狀況來看，馬上“絕滅競爭廢去私有財產制”是不現(xiàn)實的，但“加之制限與為相對的承認”則是必要的。 革命派認為土地應由全民所享有，少數(shù)地主壟斷土地，不僅陷億萬貧民于苦難深淵，而且是工商業(yè)發(fā)展的一大障礙。認為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必須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以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
論戰(zhàn)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廣泛傳播。經過這場大論戰(zhàn)，進一步劃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實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促進了革命力量的壯大。但是由于階級的和歷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對中國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問題卻未能作出完全正確的回答。他們輕信列強不會干涉中國革命;他們并不想發(fā)動群眾從根本上廢除廣大農村的封建土地制度。革命派的這些嚴重弱點，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xié)性，表明他們無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徹底勝利。
首先，我認為，不管是革命與改良，都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時代要求。也就是說，革命與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觀地造成的，而是社會發(fā)展的客觀現(xiàn)實造成的。近代開啟以來，中國遭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本身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經濟文化遭到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沖擊。在這種沖擊下，國內的腐朽勢力愈益抬頭，并與侵略勢力結成聯(lián)盟，阻礙中國的發(fā)展壯大。中國只有改變現(xiàn)狀，奮發(fā)自強，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革命與改良就成了改變現(xiàn)狀的兩條不同的道路。
改良應該是首選之法。因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況下，通過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個國家和平地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強國。改良可以使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完全脫節(jié)，也可以使變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帶來民眾的苦難，還可能造成國家民族的分裂。革命后，可以實施較大規(guī)模的變革，但是變革的效果卻往往因為傳統(tǒng)的阻礙勢力、因為革命的不徹底而變得微不足道。當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處，但從長期來看，改良是比較可取的。
但是，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卻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太緊太深，它們不希望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所以它們也不會真正希望中國通過改良而改變現(xiàn)狀;其次，統(tǒng)治階級中的頑固勢力太強大，不甘心在改革過程中喪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們便千方百計地阻撓或延緩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點及改革過程中的失誤，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產。因此，革命形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革命者人為造成的，而是由中國近代各種主客觀條件造成的。
維新變法與洋務運動相比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改革運動，但是它的妥協(xié)性與軟弱性使之必然會失敗。經過前后兩次的改革，說明改良在中國行不通，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或許可能比較的勉強。但后來的清統(tǒng)治者實行的“新政”也是以失敗告終的。變法的失敗，中國失去了一批傾向在原有體制內下實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國兩千年的帝制亦畫上句號?？v使是清王朝為挽救自己的統(tǒng)治所做的無用改革，依舊不能改變清朝的統(tǒng)治結束的結局。
康有為的改良沒有成功、梁啟超的改良也沒成功。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們沒有看到和了解到，當時的根本病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能相適應。改良已經無法滿足生產力的與生產關系的適應。他只能做到在一定范圍內調解，但是當時社會，在調和的作用下也不可能改變現(xiàn)狀的。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達到這一目的。但是，改良也有它積極的意義。在那個時期，有很多新的思維滲透到當時的社會當中。為后期的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礎。而革命則是徹底的打碎了，兩千多年的封建體制和部分封建文化，但不是全部的，很多封建殘留的腐朽文化至今還有。但是革命也是有弊的。就是在跟命中我國喪失了很多優(yōu)良的文化傳統(tǒng)和凈化文化，使之沒有很好的傳承。以至于中國像在國美的思想根基的混亂。以至受外來文化腐蝕的程度如此之大，都是與此息息相關的。
其實看待兩者的地位作用，都不能太片面的否定全部或肯定全部。要實事求是且辯證的看待。改良造成了一種思想解放運動,更新了人們的思想,動搖了封建思想的根基.革命是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也讓民主思想更深入人心,沒有改良就不可能革命,要革命就應先改良,改良為革命做了思想上的準備!
歷史證明，在舊的中國社會里，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因為，那時的國家從根本上是腐朽的，尤其是在其統(tǒng)治階級中的腐敗最為嚴重!康有為的改良沒有成功、梁啟超的改良同樣不會成功，因為他們都試圖保護腐朽的清王朝統(tǒng)治，這對當時倍受壓迫、但已經接觸到西方先進文化的中國人民來講，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同時，清王朝為其自身考慮，也不會接受其他階級浸透于他的統(tǒng)治之中;在和平的方式下，洋人們同樣不會接受一個“不聽話”的統(tǒng)治階級!所以，那時中國人需要的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歷史告訴我們，妥協(xié)是沒有用的，相信腐朽的清王朝和一心想要把整個中國做為他們眾多殖民地之一的列強們是可笑的.所以，真正為我們帶來現(xiàn)在美好生活的，正是溶入中國人血脈里的革命精神!
這說明，近代中國在幾千年的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下，社會弊端積重難返，人民的思想嚴重落后于西方列強民眾的思想，而且，我認為暴力革命對舊制度的打掃更為徹底。近代中國想要得以進一步的發(fā)展，必須從根本上盡可能的派出舊制度的影響，所以,暴力革命對于中國更有利。
另外一點，偉人曾經說過：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的真正動力，尊重人民的選擇和現(xiàn)狀。近代中國是需要革命的，試想當年，餓殍千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熱中，和平改良已經無力改變社會現(xiàn)狀，歷史的實踐也向我們指出，只有暴力革命的道路才會創(chuàng)建一個嶄新的中國。
所以，只有革命!才能達到從實質上改變生產關系、推動當時的社會向前發(fā)展的目的。
近代中國革命史論文篇二：《近代中國的民主革命》
太平天國運動 民主革命 農民戰(zhàn)爭
民主革命，即“以反封建為目的的資產階級革命”。那么，太平天國運動是以反封建為目的的革命嗎?縱觀太平天國的歷史，恐怕不然。在太平天國運動初期，它可以看作是農民階級反抗清政府壓迫的起義，但在定都天京后，其性質已經發(fā)生了變化。與其說太平天國運動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倒不如說它是在構建一個新的封建王朝。
一、太平天國運動沒有廢除封建經濟關系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頒布了—個以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的《天朝田畝制度》 ，提出了按人口的多寡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試圖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首先，這種類似于井田制的改革方案，背離了歷史發(fā)展的潮流;“廢除商業(yè)，取消城市只是把生產力禁錮在封建時代的水平上”，它違背了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其次，“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yè)和小農經濟的產物”，可見，《天朝田畝制度》的經濟根源與其經濟主張是相悖的。因此，《天朝田畝制度》只能是農民階級脫離實際的空想，根本無法實施。不久，為了解決財政問題，洪秀全宣布農民必須照舊交糧納稅，事實上承認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天京事變后，洪仁玕輾轉來到天京，提出了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改革方案《資政新篇》，主張發(fā)展近代工業(y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提出開辦學校、報紙等效仿西方的改革措施。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順應了歷史發(fā)展的潮流，可惜困于當時的條件，也未能付諸實施。
二、太平天國的政治體制突顯了封建等級關系
太平天國自永安建制開始封王拜相，直至這個農民政權的滅亡，冊封的王達到2700多個?！八鼮榱司S護王和家族的既得利益，還非常講究王爵的等級制，所以即使后期廣封王爵，裂土分疆，仍是據家族宗族血緣圈、準血緣圈來劃定尊卑高下的”。太平天國不僅王爵是世襲的，所有的職官也是父子世襲，這實際上就是西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翻版。
“每年頒布的《太平禮制》，就是強化世襲制、等級制的天國法律，它再現(xiàn)了嫡長子的合法繼承地位?！碧教靽酁閺娀燃壷贫?，從璽印、朝儀、衣冠、儀衛(wèi)輿馬、稱呼等方面著手，設計出了一套嚴格的禮儀制度。如“天王轎夫六十四人，東王轎夫四十八人，以次遞減，至兩司馬轎夫四人而止?！睂ΨQ呼的規(guī)定更是細致具體、繁瑣無聊，如：“貴岳母與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等職，譬如，七千歲貴岳母見九千歲貴岳母，則稱東貴親嫂;又譬如，七千歲貴岳母會六千歲五千歲貴岳終，則稱北貴親嬸、翼貴親嬸，如此則為嫂嬸相稱也。國岳母與九千歲七千歲六千歲五千歲貴岳母會見八千歲貴岳母兩相稱，自因其長次，同稱親家嫂、親家嬸也?！笨瓷先ルm眼花繚亂，但體現(xiàn)的是等級差別。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以后，農民領袖們窮奢極欲的生活，比之清廷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網羅人才，太平天國起義不久就開始了開科取士，并且對傳統(tǒng)的科舉制度進行了改革?；蛟S是自身多次應舉不中的原因，洪秀全將3年一次的鄉(xiāng)試改為一年4次京試，此舉可謂驚人。考試的內容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四書五經變?yōu)樯系劢探塘x?！疤教靽婆e考試內容的改革最為失策，它幾乎拒絕了所有知識分子”，考試內容的改革成為太平天國覆滅的重要原因。雖然是對科舉制的改革，但這種“新科舉”完全是參照封建科舉取士;即使體現(xiàn)了“參考權平等”的原則，那也只不過是政治的點綴而已。太平天國宣揚“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簾一家”“爾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的平等思想。但事實上，官員上下級之間是不平等的，男女之間也是不可能平等的。在強調男權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太平天國家族宗族圈里的政治女性，也只是天王和諸王等高級官員的屬員，如東王府的女丞相，女營的女軍帥、女師帥，在官階前冠以女字，本身就是一種性別不平等，何況，天國女官沒有獨立的主體人格?！逼降葘μ教靽?，只是自欺欺人的幻局。
三、拜上帝會只是太平天國的工具
洪秀全起義的動機，據說是源于馬禮遜所著的《新約圣書》 。在接觸了____思想之后,洪秀全加入了朱九疇創(chuàng)立的上帝會，而上帝會是一個圖謀反清復明的組織。后來，洪秀全就以拜上帝教的名義來組織農民。“太平天國的宗教，既不是純粹的天主教，也不是純粹的耶穌教，各取其所長，更羼以中國的宗教儀式，成為一種新的宗教”。然而，這個新宗教是能為洪秀全所用的宗教。
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主要是利用宗教來樹立自己的權威。洪秀全稱耶和華為天父，稱耶穌為天兄，詭稱自己為上帝的次子，從而確立了洪秀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同時，拜上帝會也淪為天平天國領袖之間權力斗爭的工具，楊秀清和洪秀全之間就多次上演“借尸還魂”的鬧劇。
為了維護自己所炮制的宗教，他們甚至對中國的一些民俗加以否定。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指責洪秀全“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朝不焚，無像不滅”。洪秀全之所以橫掃一切的“神”，無非是為了抬高自己的“神”。洪秀全在宗教問題上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對孔子以及儒家文化的否定。后期，洪秀全看到拜上帝教不足以支撐其政權，于是則要求“孔孟之書不必廢，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者亦多。即蒙真圣主御欽定，皆屬開卷有益者”。可見，拜上帝教實在只是個牢籠愚民的工具罷了，而蘊含其中的西方民主精神早已被舍棄。
總之，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農民起義的最高峰，雖然提出了一些反封建的主張，但較多的是對封建制度的延續(xù)。因此，太平天國運動的性質更趨向于舊式農民戰(zhàn)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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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革命史論文篇三：《試談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
【摘要】近代中國革命歷史人物選擇的道路、革命策略決定了他的立場、成就和歷史功業(y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歷史命運。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使中國這個備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成為了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
【關鍵詞】近代中國 歷史命運 革命策略 社會主義
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就由其性質決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實現(xiàn)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自主和富強。對此,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各個階級、階層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沒有異議。盡管他們都懷抱著這樣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不同,所選擇實現(xiàn)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謀略也是大大不同。
不同的救國道路
林則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開始了反對帝國主義的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況下無奈承認其失敗。洪秀全則繼承了林則徐反對帝國主義的光榮傳統(tǒng),以其偉大的太平天國革命,宣告了中國人口最多的農民階級是不甘于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命運的。但不同于林則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對立面,在反對封建皇帝的同時反對帝國主義,洪秀全和他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對以后的革命開啟了極大的可能性和現(xiàn)實的道路。孫中山就稱自己為洪秀全第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在方式方法上、在謀略方略上也很明顯受到過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影響。太平天國農民革命之所以失敗,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標錯了,而是其用來反帝反封建的路線、方法、謀略方略還不能夠把這一歷史任務更加徹底、全面地完成。而從戊戌變法開始,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康有為、梁啟超等所進行的維新、變法,在反帝反封建這兩個方面都顯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國革命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不敢明確反帝的目標。到了孫中山的后繼者蔣介石則更是淪落為帝國主義的附庸。雖然蔣介石也想靠一種力量來擺脫這種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權的性質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基礎之上的,他始終不敢,也不愿發(fā)動人民起來反帝反封建。
蔣介石緣何失敗
德國哲學家曼海姆曾說,“法西斯主義有它自己對理論和實踐關系的看法?？偟恼f來,它是行動主義的和非理性的?！笔Y介石政權的失敗,還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國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納粹黨同樣的極端非理性。對照來看,中國的蔣介石在反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在堅持自己的“知易行難”時,在熱心地用權謀周旋于軍閥混戰(zhàn)時,在高叫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時,與法西斯的以上特點極為相似。蔣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國民會議”的開幕詞中公然宣稱,當今世界所有的三種理論――法西斯蒂、共產主義、自由民治主義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本超象主義之精神,依國家機體學說為依據,以工農組織為運用,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tǒng)治權乃與社會并存,而無后先,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tǒng)治最有效能者”①,而共產主義則“不適合中國產業(yè)落后的情形,及中國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義更是“各據議席”,“眾難塞胸”,“今歲不征,明歲不戰(zhàn),使共產主義軍閥坐大于中原也”②。言詞之間對自由民治主義充滿了不滿。
由于蔣介石畢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勢力的,盡管他傾慕法西斯主義,也還不得不有所顧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義后,并沒有忘記為自己粉飾。他首先拉出國民黨最大的權威、國父孫中山來為自己掩飾說:“總之,每各國各有其客觀環(huán)境,世間決無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總理之必須融匯中外學說,研究國內實況,而后可以定醫(yī)國之不易良劑也。主權屬于全體人民,系總理所親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則必經過訓政階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國家危難”③。接著又賊喊捉賊地說:“領導素無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經過較有效能的統(tǒng)治權之行施不可,況既明定為過渡階段,自與法西斯蒂理論有別。至民族主義必與民權民生相提互證,則絕無流于國際侵略的危險,而以大同為鵠的可知矣”④。這樣,蔣介石就自以為得計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義偷梁換柱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了。
蔣介石從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義不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還是侵略性最強的一種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是一種國內制度,還和世界范圍的侵略擴張同步,二者不可單獨存在。蔣想在國內實行此制度,如果沒有對外擴張,是絕沒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國內一時成功了,也還要面臨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國主義大國的較量,他們只有在這一場帝國主義的大戰(zhàn)中取勝,才有可能延續(xù)其壽命,而如果戰(zhàn)敗,則一定徹底破產。蔣在國內實行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上依附更強大的帝國主義集團,雖然能在國際帝國主義戰(zhàn)爭中生存下來,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對外擴張之策略,則中國人民所受的壓迫必定非常沉重,這就使得蔣的政權面臨國內外的強大壓力,非常脆弱。事實也正是如此,蔣在抗日戰(zhàn)爭后由于堅持獨裁、堅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唾棄。
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
因此,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命運的歸宿只能是社會主義,這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被歷史選擇的結果。法西斯主義不被歷史選擇,前已闡述,資本主義不被歷史選擇,則在于其是一種對內實行民主,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主義,對此,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過,馬克思認為:“當我們把自己的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xiāng)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性就赤裸裸地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因為它在故鄉(xiāng)還裝出一副很有體面的樣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飾了。資產階級自命為財產的捍衛(wèi)者,但是難道曾經有什么革命黨發(fā)動過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那樣的土地革命嗎?當資產階級在印度單純用貪污不能滿足自己掠奪欲望的時候,難道不是都象大強盜克萊夫勛爵本人所說的那樣,采取兇惡的勒索手段嗎?當他們在歐洲大談國家公債神圣不可侵犯的時候,難道不是同時就在印度沒收了那些把私人積蓄投給東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應得的股息嗎?當它們以保護‘我們神圣的宗教’為口實反對法國革命的時候,難道不是同時就在印度禁止宣傳____嗎?他們?yōu)榱藦某輮W里薩和孟加拉的神廟香客身上榨取錢財,難道不是把扎格納特廟里的慘殺和賣淫變成了一種職業(yè)嗎?這就是維護‘財產、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⑤
因此,中國唯一選擇只能是社會主義。現(xiàn)在,我們的任務是發(fā)展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對出現(xiàn)的各類弊端進行改革甚至變革的問題。也許現(xiàn)在我們仍有許多方面不如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遺產,需要一個清除過程,這個過程比較漫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允許資本主義發(fā)展,并且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有好處,對中國實現(xiàn)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也有好處。這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為什么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fā)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fā)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F(xiàn)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雖然我們走了彎路,但改革開放以后,經過這樣的一段約三十年的發(fā)展,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已躍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開始有很多人在熱烈討論中國的崛起問題,這都有力地證明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終選擇社會主義的救國方略的正確性。但盡管如此,仍可能會有許多國人不滿足于這個成就,不滿足于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進步的程度。不過,如果我們放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和烏托邦,采取歷史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我們就會認識到,社會主義畢竟使我們這個備受欺凌的將要亡國甚至滅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成為了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成為了一個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國。更何況,社會主義為中國帶來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即使和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國家相比,也有其獨特的價值和優(yōu)勢,這就為中華民族實現(xiàn)進一步的偉大崛起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當然,要徹底、充分發(fā)揮出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和潛力,還需要我們以極大的智慧、勇氣和毅力去探討、去思考、去發(fā)現(xiàn)。(作者分別為線狀書局第一編輯部主任,克萊姆森大學訪問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后)
注釋
①②③④蔣介石:“致國民會議開幕詞”,見《國民會議實錄》正編《紀事》轉引自高軍等編:《中國現(xiàn)代政治思想史資料選輯》上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2、573頁。
⑤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tǒng)治的未來結果”,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4頁。
⑥毛澤東:“論聯(lián)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83～10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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