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應是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
陶澍應是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
陶澍革新政治的突出政績，主要是在賑災、水利、吏治、漕運、鹽政五大方面，其中尤以漕糧海運和鹽政改革效果最為顯著。小編在這里整理了相關資料，希望能幫助到您。
一般講中國近代史，都習慣于從1840年爆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這一政治事件開始。于是，開啟中國近代史的人物之先驅者便是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然后是所謂“中興將帥”曾、左、彭、胡、李鴻章，然后是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人物康、梁、譚、唐，孫中山、黃興、蔡鍔等等，而那位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政治家陶澍卻成了一個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似乎歷史上可以忽略或一筆帶過的人物。究其原因，就在于陶澍既屬古代史末期，又卒于鴉片戰(zhàn)爭前夕的1839年，這可說是以政治事件界定歷史分期，給歷史留下的一大遺憾，因為，它既對陶澍很不公平，又與歷史事實極不相符。事實上，不論是親歷晚清的陶澍同時代人，還是晚清以后的歷史學家都早已對陶澍有著不可置疑的歷史評說。
陶澍到底是一位什么樣的人物呢?先看陶澍的頂頭上司“道光”這位清代愛新覺羅氏第六代君主——昊寧宣宗皇帝的說法。道光帝于1820年快四十歲時從他父皇嘉慶帝那兒接過一個危機四伏的皇位后，便雄心勃勃，企圖振衰起弊。雖然他在位三十年中重用的兩名內閣大學士“鹽梟首相曹振鏞”和“世仆總管穆彰阿”都是庸佞之輩，但其間十多年對陶澍的“特達之知”，委以三省重任，還算是“知人善任”，也使自己在困境中稍有舒緩。
道光初年的國家政治腐敗，境況已誠如道光帝朱批的無奈：“無如世風日下，人心益澆，官不肯虛心察吏，吏不肯實意恤民，遇事則念及身家，行法不計及久遠?！彼凇坝笠豢扳咧丶恼?，不可多得”的困境中，認準了陶澍的才干和人品，使陶澍從安徽、江蘇巡撫不僅直升到兩江總督，還兼轄兩江河工、鹽務，讓這個湖南人替自己打理半壁江山。正是通過陶澍在江南一帶的除弊興利、推進經濟改革并獲得成功，才使國民經濟稍有復蘇，道光皇帝自己也舒了一口氣。
陶澍革新政治的突出政績，主要是在賑災、水利、吏治、漕運、鹽政五大方面，其中尤以漕糧海運和鹽政改革效果最為顯著。
據道光十一年九月陶澍《陳奏岸鹽廣銷并嚴拿侉匪懲辦附片》記載，通過推行陶澍與幕僚魏源等具體商定的《兩淮鹽務章程十五條》改革措施(其中第十五條“淮北另議”，實行票鹽法還在后)，“兩淮鹽務，自新章既立，刪除積弊，鹽價稍減，銷路漸通……統(tǒng)計自正月十一日起，截至七月二十九日，共銷鹽一千六百五十六萬七千余包，計引三十五萬五千九百有奇。銷數(shù)之廣，為頻年所未有”。道光帝看了這份奏折，興奮異常，立揮朱筆批日：“覽奏，深慰朕懷?？创斯饩?，今歲江南雖罹水患，來年以后自必漸復舊規(guī)。裕國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為干國良臣，而朕亦獲知人善任之美名，實有厚望焉?！彼€一再叮囑陶澍“實力講求，破除一切積習”，希望能通過革新政治，幫助他改變國庫虧空的困境。如今兩淮鹽務真的出現(xiàn)了大好局面，白花花的銀子不僅完成了征收上繳國庫的鹽課，償還了歷年的積欠，而且利商便民;既打破官商蠹吏的壟斷，保護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又使貧苦百姓買得起食鹽，“裕國而安民，通商而除害”，這怎不讓道光帝稱心如意，而贊譽陶澍是“干國良臣”和“實心任事”的改革家呢?
至于與陶澍同時代的團結在他周圍的一大批經世改革派人物和賢能官吏，諸如林則徐、賀長齡、陳鑾、梁章鉅、李星沅、陳建瀛、姚瑩、黃冕、湯鵬、魏源、包世臣、左宗棠、胡林翼等，更是無不對陶澍尊崇有加，心悅誠服。即如陶澍卒后接任兩江總督的林則徐，先在江蘇任布政使，后升任巡撫，可以說很多政績都是在總督領導、指示或商議下完成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著名學者李瑚先生說：“但由于林則徐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顯赫地位和重要作用，使原來在江蘇與陶澍共同完成的業(yè)績，竟成為林則徐個人的成就了?！绷謩t徐對陶澍終生仰止，他在陶澍六十歲生日時，曾賦七律詩三十首盛贊陶澍一生的事業(yè)，其第一首云：“重鎮(zhèn)南天半壁雄，干國良臣奏膚功。許身稷契經綸大，度世儉喬位業(yè)崇。孤宿聯(lián)輝依北斗，?；I添算耀江東。廿年開府垂名久，才是平頭六十翁?！?/p>
和林則徐一樣，僅比陶澍小六歲的魏源，因長期在江南督撫藩司幕府參贊政務，更于陶澍“受知至懇以篤”，也對這位累死在總督任上的封疆大吏一生的事跡最為了解，所以陶澍卒后的《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行狀》和神道碑銘、墓志銘等，都是魏源一人含淚撰寫的。他在“行狀”中說：“公自任督撫以來，如漕務之創(chuàng)海運，三江三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費、截糧私，淮北之裁壩杠、改票稅，皆恒情所動色相戒，公奮不顧身，力排群議，卒能創(chuàng)始善終，可久可大，而海運、票鹽尤百世之利，后之籌國者必將取法焉?！边@可說是對陶澍創(chuàng)行海運、改革鹽政和治理三江等卓著功績的高度概括和不易之論。
與陶澍為兒女親家的左宗棠，早年在醴陵淥江書院執(zhí)教時，曾以名聯(lián)“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表達自己對陶澍功德的景仰，并由此獲陶澍激賞，“詢訪姓名，敦迫延見，目為奇才，縱論古今，至于達旦，竟訂忘年之交”。后來，左宗棠又追憶說：“陶澍總督兩江，于一切國計民生，(與林則徐)和衷共濟，實有古大臣風。而陶澍蒞任十年之久，勛業(yè)事績，史策昭垂。當日德教沛然，感人甚深，惠政甚溥。追懷遺澤，民不能忘?！庇终f：“陶澍之兩江也，于地方應辦事宜，如籌海運、整鹽綱、修水利、立學校諸大端，皆次第施行。當議改兩淮鹽法之時，震撼危疑，異論峰起，卒能堅持定見，救弊扶衰，上荷宣宗成皇帝鑒諒允行，成效昭著，尤為時論所推重?！?/p>
著名抗英將領、文學家姚瑩曾論陶澍日：“適公受命作督，親秉圣謨，求穹變通久之道。上乃裁鹽政，命公以總督專轄，權重而令行，得更變之。乃刪浮費、減根窩、除繁文、緩積欠、恤灶丁、緝私梟、實船價、究淹消、疏運道、散輪規(guī)，奏人報可，又于淮北改行票鹽，以便民食，變梟為良，變私為官，科則減，而課人倍增。其法以變而兼創(chuàng)，裕課提綱，起衰救弊，于今七年，兩淮成效大著……不僅河、漕、鹽政之巨也，凡兵刑、食貨、察吏、興賢、弭盜、安民，無非公忠之忱，輔盛治于無疆之庥者?！?/p>
近代著名學者、改革家包世臣曾在其《安吳四種》一書中論陶澍曰：“興非常之事者，固必待非常之人。然所謂非常之人者，非智勇超群，能持一切之法以威眾之謂;必其能詢芻蕘、察邇言、廣思善斷，集眾人之心思才力而歸于一;遇小小窒礙，則又能隨時更正補笪，以順民情而就事理者也?！?/p>
湘軍首領曾國藩是受陶澍的理學經世思想影響很深的人，他曾評論陶澍治鹽說：“淮北鹽務，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鹽，意美法良，商民稱便，果能率由舊章行之，百年不敝?！?/p>
以上略舉幾位陶澍同時代人之評論足以說明，陶澍是鴉片戰(zhàn)爭前夕中國經世學派在政治領域的領袖人物，他不僅開啟了中國近代經濟改革的先河，而且與林則徐、魏源一樣，是經世派發(fā)展為洋務派的關鍵人物。陶澍在鴉片戰(zhàn)爭前夕逝世，盡管沒有直接跟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交手，但是他在許多方面已對資本主義列強作出了政治回應，是洋務運動的先聲;洋務派的核心目的是富國與強兵，而陶澍在這兩個方面都是先導者，如他改革漕運、改革鹽政、興修水利，就是富國的具體行動，實際上也就充實了國家抗擊外來侵略的力量。而且，陶澍的改革主要采用經濟手段，這也為近代化提供了借鑒。所以，陳蒲清教授為《陶澍全集》撰寫的前言中，用劉廣京先生為《陶澍在江南》一書所撰的序言說：“陶澍和林則徐是道光朝群吏阘茸中兩個最杰出的人物。林則徐的歷史意義在于認真查繳鴉片，不屈不撓，促成不可避免的中英戰(zhàn)爭……陶澍的重要性則在于主持財政、經濟方面的改革，對于江南漕、鹽、河三大政尤有其切實的貢獻。內政和外交同樣重要，甚至說內政比外交更重要，陶澍與林則徐兩人在歷史上的高下是很難判別的?！?/p>
陶澍不僅政繢卓著，而且文學修養(yǎng)深厚?！短珍匪罩蹲嘧h》、《撫吳草》、《蜀輶日記》、《陶淵明集輯注》等著作中，即可見其詩文作品不僅數(shù)量多，而且在思想上和學術上都有獨到之處。他的思想情操、學術修養(yǎng)等，對他的部屬、幕僚林則徐、魏源等是一種無形的濡染，對其親屬，如女婿胡林翼更是精神的楷模。故陶公逝世后，胡林翼多次給內弟陶少云的書信中，總是反復叮囑小舅子要以父親為榜樣，說：“岳父文毅公生前勛德在人，貽澤甚厚……此時準有日侍諸母跟前聽用，文毅公生前如何作人，如何居官，如何讀書，如何處事之法，則孝思不匱，受福無窮。”
此外，陶澍一生善于發(fā)現(xiàn)人才、培養(yǎng)人才，知人善任，使他不僅成為江南地區(qū)領袖群倫的中心人物，而且是湖南近代不斷產生人才群體的先導。
清末名士張佩綸在其《澗于日記》中說：“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事，考訂掌故，得之在上者則賀耦耕，在下則魏默深諸子，而曾文正總其成;綜核名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蔣礪堂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萬象，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而陶(澍)黃河之昆侖、大江之岷也。”他認為以賀長齡、林則徐、胡林翼為首的三派人物都在不同方面秉承了陶澍的精神和影響，而陶澍才是這些近代杰出人才之“源”，好比黃河之源自昆侖，長江之源于岷山。
單就湖南人才而論，唐代以前的著名人物大多數(shù)是客籍寓湘人士，如屈原、賈誼、張機、陶侃、杜甫、柳宗元等;宋代以來，湖南本土還只斷續(xù)地產生個別杰出人才，如周敦頤、歐陽玄、李東陽、王夫之。只有從晚清陶澍開始，湖南才不斷產生一批又一批的人才群體，如在經世復興、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解放戰(zhàn)爭中，湖南的人才群體都起了中堅作用，這不得不承認陶澍對湖南人才群體蔚然興起所起的巨大的先導作用。所以史學家蕭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說：“中興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則由于陶澍種其因，而印心石屋乃策源地也。”“曾圍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標榜經世，受陶澍、賀長齡之熏陶者也。”“不有陶澍之提倡，則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國藩之成就，亦賴陶澍之喤引爾?！?/p>
著名歷史學家孟森在談到陶澍和賀長齡等人在江蘇的政績時，曾經給予很高的評價：“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時政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政治學說亦倡導于湖南。所謂首倡《經世文編》之賀長齡，亦善化人。而澍以學問為實行，尤為當時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泵仙倪@一論斷十分中肯。他說的“以學問為實行”，正是陶澍倡導的“理學經世派”的特色。因為在中國近代，“經世致用”思潮表現(xiàn)為兩種不同的治學路徑或不同學術流派，一為理學經世派，一為今文經學的“托古改制”派。而陶澍既是理學經世派的首倡者之一，又是今文經學派的支持者。他不僅批評理學末流治經的“高談性命，逃之于空虛，議論日多，而無當于實用”，更以自己革新政治的行動倡導了這一經世學風。陶澍的倡導，對近代中國，特別是對湖南的影響極為深遠。他不僅直接培養(yǎng)了如賀長齡、左宗棠、李星沅、胡林翼等一批政績顯赫的名臣(《清史稿》說陶澍“左宗棠、胡林翼皆識之未遇，結為婚姻，后俱為名臣”)，而且影響了曾國藩、曾國荃、彭玉麟、羅澤南、郭嵩燾、劉蓉等一大批湘軍的將領和骨干。而近代重新興起的“今文經學派”的重要人物龔自珍、魏源，都曾參與陶澍發(fā)起的“宣南詩社”，研討學術，評議時政，受到陶澍的直接影響。陶澍與魏源既是世交，又是長期的幕賓關系，魏源的思想變化、成長更與陶澍密切相關。魏源之后，“今文經學派”在湖南傳播的重要人物是王闿運和皮錫瑞，王闿運的學生廖平直接影響了康有為，而皮錫瑞則更多地影響了譚嗣同和楊昌濟等人。如此則更可見陶澍對近代人才，特別是對湖南近代人才群體的不斷涌現(xiàn)，其影響是多么顯著和深遠。
既然陶澍是事實上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那么今天的史學研究就有必要將陶澍研究納入近代史的范疇，而不能讓他前不著村、后不著店。這關鍵就在于如何突破舊有習慣以鴉片戰(zhàn)爭作為中國近代史起點的觀念，而考慮將近代史的研究范疇提前十幾二十年，改從道光初，至少從道光五年(1825)賀長齡、魏源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和陶澍主持進行漕運改革算起。這種考慮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依據：
一是政治、經濟方面。那個崛起于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清王朝，綿延到道光五年已經有了一百八十年的歷史，其封建的經濟、政治，已由乾隆晚年的衰落、嘉慶二十年間的內憂外患(教民起義波及數(shù)省，危及皇宮;鴉片入侵，白銀外流，民窮國困)，已經到了非“自改革”而不能生存的地步。雖然從道光初開始的“自改革”也是不可能徹底的，但近代史還是未嘗不可始于此。
二是思想、文化方面。歷史進入嘉、道年間以來，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激使一些思想較為清醒、敏銳的官僚和士大夫，勃然興起一股強大的經世社會思潮。他們深刻揭露和批判“衰世”可怕的種.種黑暗社會現(xiàn)實，包括科舉制度的弊端，主張“更法”和改革，包括漕政、鹽法、河工三大政以及幣制、農業(yè)、科舉等各個方面，倡導經世實學，開辟學術經世的新道路。這一大批經世思潮倡導者中，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應是龔自珍、魏源和包世臣。若論學術貢獻，魏源代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開一代新風，則其地位應在龔自珍、包世臣之上。所以，研究中國近代史絕不能忽視鴉片戰(zhàn)爭之前中國社會內部所孕育的這一經世社會思潮的復興。對此，撰著《晚清思想史》的學者鄭大華指出：“歷史的發(fā)展，尤其是思想史的發(fā)展有其連續(xù)性，以某一重大事件為標志把它分為前后兩個性質不同的歷史時期，這雖然便利了學者們的研究，但卻割斷了思想上的聯(lián)系，使前一時期的思想成了無終之果，而后一時期的思想則成了無本之源，思想的連續(xù)性被人為地中斷了?！庇终f：“嘉道年間復興的經世思潮使中國傳統(tǒng)思想具備了向近代轉型的可能性，而發(fā)生于此時的鴉片戰(zhàn)爭，又給經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內容，從而使這種可能性成為了現(xiàn)實性?！闭窃诩?、道年間，中國傳統(tǒng)思想開始邁出了向近代轉型的第一步，并對晚清思想產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所以將嘉慶之后的道光初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理由更充足。
再則，一般講事物的變化都是外因為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還是要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那么，我們對于中國近代史的劃分，何必一定要固守由外國入侵的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的“外因決定論”呢?實際上，即使鴉片戰(zhàn)爭過后，面對西方的挑戰(zhàn)，在中國思想界能夠積極做出正確的回應，真正“開眼看世界”、“師夷長技”的，仍只有以林則徐、魏源、徐繼畬、姚瑩為代表的極少數(shù)具有經世思想的官員和士大夫，而絕大多數(shù)官員和士大夫還是固守傳統(tǒng)，拒絕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任何影響。魏源的《海國圖志》五十卷本，在鴉片戰(zhàn)后的1844年即出版，其《籌海篇》的御侮圖強、師夷長技戰(zhàn)略思想在本國不能引起當政者的注意，而一傳到鄰國日本就被奉為“武備之大典”，很快譯成日本開啟民智、防御侵略的啟蒙讀物，對后來的明治維新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不更加說明外因并不能起決定作用，中國是否真正“師夷長技”，何時才能真正實行改革開放，還不是主要決定于自己的國情嗎?
最后應該申明的是，本文所議“陶澍應是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和認為中國近代史并不一定要以鴉片戰(zhàn)爭這一政治事件為起點的觀點，并不是筆者個人的什么“獨創(chuàng)”和“標新立異”，而是領悟先賢和過去的史學觀的一次集中表達。實際上，持此觀點的人恐怕并不在少數(shù)。如旅居美國的史學家劉廣京就說過：“陶澍任江南封疆大吏的十幾年中，是中國近代史上極關鍵的時代……陶澍的一個重要貢獻就在于證實道光初年經世思想與經世事功的并行發(fā)展……陶澍的示范，使《皇朝經世文編》所揭橥的精神和原則，成為一時的風氣。”很顯然，劉先生不僅將陶澍任江南封疆大吏的十幾年直接歸人中國近代史，而且反復強調道光初經世思想的成功付之行動和蔚然成風。又如鄭大華著《晚清思想史》，也是跨越了以1840年鴉片戰(zhàn)爭為晚清或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起點，把晚清思想史的邏輯起點確定在嘉、道年間。說實在話，筆者本文關于陶澍和近代史起點問題的意見，只是近些年通過研究魏源熟悉了這段歷史之后，總感到如鯁在喉，不得不借此一吐為快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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