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論文
民俗文化論文
民俗是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廣大人民群眾所創(chuàng)造、享用和傳承的生活文化。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論文，供大家參考。
民俗文化論文范文一：民俗文化用于景觀設計論文
摘要： 民族文化藝術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各種具有典型文化內(nèi)涵的民族符號，這些民族符號作為某個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代言人，體現(xiàn)了民族生活理念和審美情趣。
關鍵詞：民俗文化;景觀設計
1項目定位
該項目結合長春城市性質(zhì)及凈月旅游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的開發(fā)定位，以獨具關東民俗風情的原生態(tài)自然景觀為襯托，以具有濃郁的關東地域特色人工為載體，通過關東民俗區(qū)、薩滿文化區(qū)、少數(shù)民族風情區(qū)等內(nèi)容，展示“民俗文化”的設計主題，創(chuàng)新地域文化與城市近郊生態(tài)旅游復合發(fā)展的度假村項目。
2功能分區(qū)與項目內(nèi)容
2.1關東民俗區(qū)
關東文化作為一支具有自己獨立發(fā)展歷史和鮮明風格特色的地域性文化，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東文化是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顯著代表，構成了吉林民俗文化的主體。民間流行的“二人轉(zhuǎn)”在群眾中影響很深，也最能體現(xiàn)東北勞動人民對藝術的追求。“東北秧歌”這種歌舞活動也反映了東北人民的熱情浪漫。而“剪紙藝術”卻在東北大地上傳承了下來，緊跟時代和生活的新的主題正在通過這門古老的藝術表達出來。該項目結合了關東的“二人轉(zhuǎn)”、“東北秧歌”、關東“剪紙文化”等形式，引用關東文化元素展開設計，創(chuàng)建了關東民俗區(qū)。在一系列的景觀墻處理上，引用了“二人轉(zhuǎn)”、“大秧歌”舞蹈的造型。采用了“剪紙藝術”中鏤空的處理手法，將這三種藝術形式巧妙的結合起來，給人以深刻的視覺印象，同時通過層層疊疊的景墻穿插排列，起到了借景的作用。“二人轉(zhuǎn)”文化雕塑更是取材于“二人轉(zhuǎn)”表演道具扇子和手絹的抽象變形，使游客在游覽的過程中能充分體現(xiàn)到這種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民間藝術。
2.2薩滿文化區(qū)
薩滿文化作為人類非物質(zhì)文化充滿了神秘的色彩，薩滿文化是原始宗教文化的載體，具有深厚的文化蘊涵和歷史積淀，涉及祭祀、民俗、藝術等幾個領域。祭祀是薩滿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薩滿在祭祀中要用樂器、掌聲、歌舞向神靈起到降臨、祈禱降人福壽、同時也有娛樂神靈和娛樂人們的目的。在設計構思上，將人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薩滿文化進行提煉融入到設計之中。入口處三角形的門在造型上取材于薩滿服飾標志性的造型。民族服飾文化是民族風情元素之一，也是民族文化的載體。它不僅僅是整個場地的一個起點，在這里門更加成為一個標識，跨越了這道門，人們進入的是不一樣的民俗世界，體驗到的是不一樣的民俗文化。同時，在這扇門還起到了中國古典園林里中框景的作用。“面具廣場”和“神祭廣場”位于中心區(qū)域，薩滿文化的面具是薩滿教思想觀念物化形態(tài)和特殊的表意符號，反映著信仰薩滿教的北方民族的信仰、禁忌、思維心理和審美意識。通過對面具和服飾造型的歸納和提取，獲得了一種新的造型作為民俗展示的構筑物，除了具有一定的觀賞性，還給人一種神秘的色彩。
2.3少數(shù)民族風情區(qū)
民族文化藝術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各種具有典型文化內(nèi)涵的民族符號，這些民族符號作為某個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代言人，體現(xiàn)了民族生活理念和審美情趣。它們既是設計的源泉，又是設計特定文化的背景。該項目位于滿族和朝鮮族的聚集地，滿族文化和朝鮮族文化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地方民俗。朝鮮族大多能歌善舞，舞蹈動作多為擊鼓結合舞蹈。位于度假村濱水區(qū)域的“彩帶走廊”和“鼓點汀步”便是提取朝鮮族擊鼓文化的鼓面和朝鮮服飾中的彩帶。讓人親自去體驗那種民俗文化帶給人的不同感覺，也只有親臨到環(huán)境之中才能感受到民俗文化的博大精深。“二十四石圖騰柱”是對滿族起源文化傳說進行挖掘，滿族起源“神雀銜果”的美麗傳說，滿族人在早期的歷史長河中鳥類也是其崇拜的對象，在眾多鳥崇拜中，神鵲信仰當推其首。滿族的先民與各種鳥類朝夕相處鳥類警覺的特性能為他們預報吉兇禍福，這些景觀柱的材料采用漢白玉進行表面雕刻，將傳說中的場景展現(xiàn)出來。此外，主入口廣場的壁流水景，取材于滿族傳統(tǒng)民居一進大門便可見到的一段墻體結構，取“影壁”之義來構成壁流水景觀。鄉(xiāng)土地域文化正在逐漸消失和被年輕的一代人所淡忘，而東北濃郁的地域文化為該項目的設計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設計素材。景觀設計應該以人為本，將民族文化體驗融入到設計之中，讓人親身去感受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帶給人們不一樣的視覺沖擊和精神享受。
參考文獻
1、“標志性文化統(tǒng)領式”民俗志的理論與實踐劉鐵梁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1-25
2、民俗文化空間:中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重中之重烏丙安;民間文化論壇2007-02-20
民俗文化論文范文二：淺析元雜劇中場景的民俗文化
摘要：總之，寺廟作為故事發(fā)生或展開的空間場景進入到元代劇作家的創(chuàng)作視野之中，作為某種富有特征性的空間，不僅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性，符合了民眾的道德觀念，更能引起讀者或觀眾的情感共鳴。
關鍵詞：民俗文化;雜劇
在探討寺廟場景的文化意蘊之前，我們首先需要了解寺廟文化過去在民眾生活中的影響。首先，寺廟是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神靈信仰、因果報應觀念原是我國傳統(tǒng)宗教文化中固有成分，影響所及后世。在佛教在傳入我國之后，其三世因果觀念也很快被接受，民眾們的也普遍認為寺廟中的神靈能夠洞察是非、懲奸除惡。寺廟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漸融入了地方社會，還與民俗文化發(fā)生了密切聯(lián)系。早在魏晉時期，許多伎藝就進入了寺廟，《洛陽伽藍記》中就記錄了洛陽各寺伎藝演出的盛況。唐宋以來，民間信仰呈現(xiàn)出多樣化發(fā)展趨勢，除了官方允許致祭的寺廟之外，所謂的“淫祠”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特別是在宋代，傳統(tǒng)文化達到全面繁榮與高度成熟，寺廟在民眾生活中的位置突出。僅以《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盛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書的記載來看，南宋都城臨安一帶有各類廟會，諸如二月八日桐川張王生辰、三月三日真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岳誕辰、四月初六日城隍誕辰、四月初八日慶佛會、五月二十九日忠惠王誕辰、六月六日崔府君誕辰等，屆時還有雜劇、百戲的演出。民眾生活于這樣一個龐大而蕪雜的信仰體系之中，為戲劇藝術的孕育與成長培育了豐厚的土壤。及至金元時期，包括民間演劇在內(nèi)各類藝術依托神廟為自己爭取了發(fā)展空間，戲劇演出與神廟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密切化。
其次，寺廟是公共活動空間。在魏晉時期，寺廟就成為公共活動空間，豐富多彩的祭禮、儀式，以及“街談巷語”、“叢殘小語”構成了獨特的寺廟文化。在宋元時期，寺廟中的祭禮儀式還與演劇以及其他各類社火活動融為一體，這可以從文獻與文物資料中得到印證。如《東京夢華錄》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條即載有“……作樂引至廟，于殿前露臺上設樂棚，教坊鈞容直作樂，更互雜劇舞旋”①。元代，即使在村落，歌舞獻演活動也異常頻繁與浩大，如山西洪洞縣趙城廣勝寺元延祐六年(1319)《重修明應王殿之碑》載：詢之故老，每歲三月中旬八日，居民以令節(jié)為期，適當群卉含英，彝倫攸敘時也。遠而村鎮(zhèn)，近而村落，貴者以輪蹄，下者以杖履，挈妻子、輿老羸而至者，可勝既哉。爭以酒肴香紙聊答神惠。而兩渠資助樂藝，牲幣獻禮，相與娛樂數(shù)日，極其厭飫，而后顧瞻戀戀猶忘歸也。此則習以為常。②當時廟會之時，人們蜂擁而至，不分城鄉(xiāng)，不分城鄉(xiāng)、遠近、貴賤、男女、老幼，而且對于演出等娛樂活動戀戀不舍，可以說觀賞性和娛樂性已成為當時演劇活動的重要目的。稍后的山西陽泉市蒲臺山靈贍王廟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蒲臺山靈贍王廟碑》碑，對當時的祭祀風俗和廟會活動也有描繪：前期一日迎神，六村之眾具儀仗，引導幢幡寶蓋、旌旗金鼓與散樂社火，層見疊出，名曰‘起身’。明日牲牢酒醴香紙，既豐且腆，則吹簫擊鼓，優(yōu)伶奏技。而各社各有社火，或騎或步，或為仙佛，或為鬼神，魚龍虎豹，喧呼歌叫，如蠟祭之狂。日晡復起，名曰下神。③
再次，寺廟具有宗教功能之外的多方面功用，使其與民眾生活密切聯(lián)系，對中古及其后的世俗社會還產(chǎn)生了多方面的影響。譬如，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為了宣揚“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理念，注重社會救濟活動，道教同樣采取了各類救助措施。在其后來發(fā)展過程中，寺廟在社會救濟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金元時期，北方經(jīng)濟遭到破壞，自然災害頻發(fā)，民眾生活困苦，他們或逃荒，或進入寺廟宮觀以躲避賦稅徭役，寺廟成為避難場所之一，僧房還是臨時休息或暫時寄居之所。科舉制度在唐宋時得到極度推廣，許多貧寒子弟孜孜以求功名，書生寄居寺廟是實際情況。如范仲淹小時讀書刻苦，他為了勵志，常去附近長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讀書。士子寄去佛寺苦讀作為古代一種獨特的社會現(xiàn)象，唐宋時期許多筆記小說也有記載，如《唐摭言》載：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飡。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后二紀，播自重位出鎮(zhèn)是邦，因訪舊游，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fā)院新修。而今再到經(jīng)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阇黎飯后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④此外，寺廟由于多建筑于風景秀麗之處而成為各地重要人文景觀，吸引了大批官僚、文人等訪客，其清幽的環(huán)境最適合文人詠詩作賦，寺廟理所當然地成為文人聚會的場所之一，游覽或寄居寺廟也成為了文人們的一種普遍風尚。文人對名山大川的關注從魏晉便開始了，游仙詩、山水詩在魏晉時期大為興盛便是見證，后來佛道的交替興盛使得寺廟大量修建，幾乎遍布城鄉(xiāng)，吸引了無數(shù)文人墨客，我們至今仍然能在各種地方志中見到文人的游賞寺廟之后寫下的游記。
不僅如此，古代文人與僧侶的交往也比較密切。寺廟中不僅僧侶多有學識，而且也收藏有諸多名人書畫和古籍，自晉到宋，如王羲之、陶淵明、謝靈運、李白、白居易、王維、韓愈、蘇軾、陸游等等諸多名家無不與僧侶有時交往，他們在寺廟中得到安慰與超脫，又從寺廟文化與禪宗文化中汲取靈感，以詩悟禪，以禪入詩，與寺廟結下了不解之緣。唐朝詩人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更是讓寒山寺留下千古美名。賈島早年出家，青少年時代是在青燈孤卷的寺院中度過的，他的個性與詩歌引起了后來學者的關注。宋代還有專學賈島、姚合詩風的“九僧”詩人，“晚唐體”的另一個詩人群體中林逋、魏野等也是隱逸之士。唐宋時期，許多文人確實受到禪宗思想的影響。而且，仕與不仕是傳統(tǒng)社會中文人的難以擺脫的困擾，古代文人就在這兩難中常常顧此失彼，在這樣的情境和心態(tài)下，寺廟更容易成為文人失意時心靈的寄托之所。寺廟與文人士子的結緣，還讓落魄與發(fā)跡成為宋元戲文與雜劇的一個重要主題?？傊聫R所具有的多種社會功能，使其與民眾生活密切。因此，祈神拜佛、游覽賞玩、暫時寄居、投身廟宇等行為與活動出現(xiàn)在各類題材的元雜劇中也就不足為怪了。
寺廟作為元雜劇的重要場景之一，生動地、多方面地展示了元雜劇作為一種“俗文學”所蘊含的文化意蘊。首先，元雜劇的中的寺廟場景展現(xiàn)了類型多樣的民俗活動，顯現(xiàn)了豐富而深厚的民俗文化。“調(diào)鬼”是在民間祭祀儀式基礎上吸取民間戲劇表演樣式而形成的一種表演活動，通常出現(xiàn)在社火活動中。關漢卿《裴度還帶》第四折中亦有“：后撒北方壬癸水，養(yǎng)的孩兒會調(diào)鬼。”“村田樂”是宋元時期的一種民間舞蹈，也是當時農(nóng)村社火和賽社活動中的一種表演樣式。清吳錫麒《新年雜詠抄》中云：“秧歌，南宋燈宵之《村田樂》也。”從上面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農(nóng)村賽社活動的場面熱烈火暴，所獻樂藝形式多樣。諸如此類反映世俗生活題材的作品在元雜劇中占據(jù)重要位置，這正是文學作品是對現(xiàn)實生活反映的表現(xiàn)。那么，在元雜劇中出現(xiàn)的寺廟場景，既是寺廟在民眾現(xiàn)實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的反映，也是文學反映現(xiàn)實生活的具體展現(xiàn)。元雜劇中的寺廟場景還展示了各類民間信仰以及與此相關的行為活動。
第一，元雜劇中所出現(xiàn)的寺廟場景給我們展示當時神靈信仰的蕪雜與“惟靈是信”觀念。例如，《薦福碑》第二折有張鎬在避雨時于龍神廟卜卦問前程;《合汗衫》第二有折張孝友因妻子懷胎十八個月不見分娩，遂到徐州東岳廟求神問卦;《梧桐葉》第一折有李云英侍候牛夫人到大慈寺燒香;《鐵拐李》第三折有岳壽借尸還魂后赴城隍廟招魂;《看錢奴》第三折有賈長壽為了父親到東岳廟燒香祈禱病愈;《黑旋風》第一折中有孔目孫榮為子到東岳廟燒香還愿;《破窯記》第四折中有呂蒙正衣錦還鄉(xiāng)之后與劉月娥同到白馬寺燒香，等等。這些都展示了我國傳統(tǒng)宗教文化中的鬼神信仰對后世影響，也是元代普通百姓們的認識觀念和所虔誠信奉的民間宗教信仰。
第二，元雜劇作為一種通俗的大眾娛樂形式，對因果報應思想的宣揚也較為嚴重。善惡有報的果報觀念是元雜劇寺廟場景所體現(xiàn)的又一文化特征。例如，《老生兒》劉從善開元寺散財布施，救濟窮人，終得一子;《裴度還帶》韓玉英于山神廟避大雪而丟失玉帶，裴度主動奉還，裴度不僅躲過一災，還因此中了狀元，韓夫人也將女兒許配給他。通過對元雜劇作品的解讀，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有較多的東岳廟場景。東岳信仰本來具有濃郁的帝王文化的官方色彩。隨著道教的滲透、演繹和發(fā)揮，泰山神信仰中的宗教色彩越來越鮮明和突出，道教在將泰山神納入神譜時也配合了道教司命的信仰。元代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統(tǒng)治，沿襲前代制度，也加封泰山神，元世祖封泰山為“東岳天齊大生仁皇帝”，并不惜耗費錢財，大修東岳廟。隨著封建統(tǒng)治者對泰山神的頂禮膜拜和加封晉爵，東岳大帝的形象被逐漸樹立起來，比原來的泰山神更加人格化。民間信仰中雖有官方的這些內(nèi)容，但更多的是將泰山視為治鬼之所，死后靈魂所歸之處。傳說中東岳神管理“人間生死貴賤”，并且作為冥府之王，是懲惡揚善、濟生度死的正義之神，因此得到民間的普遍尊奉。東岳信仰較為典型地代表了人民大眾的宗教信念，體現(xiàn)了神靈信仰與因果報應觀念對社會的影響，而元雜劇中東岳廟場景中大量運用，也說明了元雜劇的俗文學性。這里需要強調(diào)的是，因果報應的故事雖然是魏晉時期的小說、傳奇的主要情節(jié)和重要思想，但在元雜劇中，因果報應場景的出現(xiàn)更多融入了儒家倫理思想和世俗觀念，而且更多具有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的功能，是對人間禮法的維護，具有道德化傾向。在元雜劇《緋衣夢》中，開封府府尹錢可命人將李安慶投入獄神廟收押“：(孤)……將這小的枷開了。教他去獄神廟里歇息，著一陌黃錢，獄神廟里祈禱，燒了紙錢，拽上廟門，你將著紙筆，聽那小廝睡中說的言語，都與我寫來。”⑦后來李安慶在夢中所言“非衣兩把火，殺人賊是我，趕的無處藏，走在井底躲”等語成為了案件破獲的線索。“獄神廟暗中彰顯報”其實暗示了民眾所認為的神明不可欺觀念。再如《生金閣》中有包拯派婁青到城隍廟祝禱招魂的情節(jié)，《浮漚記》中有東岳太尉替王文用報仇的情節(jié)。這些與其說是宣揚鬼神的力量，不如說反映了民眾嫉惡如仇的善良秉性，直接指向世俗社會秩序的構建。
第三，占卜、禁忌、祈禱、禳災、轉(zhuǎn)世投胎、鬼魂、果報等信仰習俗也是元雜劇中常見的民俗事象。例如，關漢卿的雜劇《竇娥冤》、《西蜀夢》、《緋衣夢》、《裴度還帶》、《蝴蝶夢》等都涉及了鬼魂、靈異等信仰習俗;鄭光祖的《倩女離魂》、《伊尹耕莘》、《智勇定齊》、《老君堂》等均充滿了神異色彩。馬致遠、鄭廷玉、孔文卿、武漢臣、李文蔚等多位劇作家的劇作中也描寫了類型各異的信仰習俗。信仰習俗的大量攝入，凸顯了元雜劇的俗文化品格，同時也說明俗文化對元雜劇的滲透比較嚴重。
第四，元雜劇中的寺廟場景還為我們展示寺廟在宗教職能之外的社會救助功能。在元雜劇《汗衫記》中所出現(xiàn)的“悲田院”很可能是政府設立的救濟機構，而它的出現(xiàn)則極有可能受到寺廟救濟的影響。元雜劇體現(xiàn)的寺廟的救助功能又具有多樣性。例如，《西廂記》中鄭夫人將其夫主崔相國靈柩寄放于香火院中;《汗衫記》中陳豹在相國寺舍齋;《老生兒》中劉從善在開元寺散財;《裴度還帶》裴度寄身于白馬寺，每日到寺中趕齋;《百花亭》中上廳行首賀憐憐借住承天寺;《梧桐葉》中任繼圖暫時寄住大慈寺禪房休息。在許多寺廟場景中，主人公寄居寺廟往往一方面是由于物質(zhì)的匱乏，另一方面是由于失意而致，寺廟場景隱含了潦倒、窘迫的的內(nèi)在意義，這種狀況突出反映在《半夜雷轟薦福碑》一劇中。
最后，元雜劇中的寺廟場景還為我們展示了寺廟在文化傳播方面的功能。在《梧桐葉》第一折中，任繼圖約朋友之子花仲卿于大慈寺相見并同游寺廟，任繼圖與妻子李云英失散之后分別于寺廟墻壁上題詩以表達相思之情;《西廂記》有張珙上京應舉路過河中府游覽普救寺。在這里，寺廟就因其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和建筑景觀吸引了文人士子。
總之，寺廟作為故事發(fā)生或展開的空間場景進入到元代劇作家的創(chuàng)作視野之中，作為某種富有特征性的空間，不僅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性，符合了民眾的道德觀念，更能引起讀者或觀眾的情感共鳴。同時，也充分展示了寺廟文化的源遠流長及其對古代文學的滲透。
參考文獻
1、文化,民俗旅游開發(fā)的靈魂溫錦英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09-30
2、對民俗旅游文化本真性的多維度思考張軍旅游學刊2005-09-18
民俗文化論文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