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文化認同的幾點看法論文

時間：2022-11-08 11:11:29 謝樺657由分享

　　文化認同是一種群體文化認同的感覺，是一種個體被群體的文化影響的感覺。雖然與政治認同有相似之處，但是不是同義重復。文化認同，尤其是對外來文化價值的認同，足以瓦解一國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反之，本國人民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認同，既是該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精神力量，又是使民族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文化認同的幾點看法相關(guān)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文化認同的幾點看法全文如下：

　　摘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認同是一個動態(tài)的復雜交織過程，既包含著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化”中國文化，也存在著以中國文化“化”馬克思主義方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應關(guān)注“文化認同”，更應關(guān)注“文化差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文化認同”不僅在于“形似”，更在于“神似”，即在于兩者某種程度上都注重實踐性;此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認同”要采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Abstract：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a dynamic and complex process， which includes the conversion of Marxism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nver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to Marxism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ould pay closer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tha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Th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es more in the “spirit” than in “form”， both of which focus on the practicality to some extent. Moreover， concrete circumstances 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hall be analyzed concretely.

　　黨的提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不懈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教育人民，這必將掀起又一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熱潮。已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領域主要為黨史、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領域，而從思想文化角度研究將有助于我們從深層次把握這一進程，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內(nèi)在蘊含著一種文化認同的過程，關(guān)注其中的文化認同將有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質(zhì)與基本內(nèi)容。

　　一

　　文化認同，即 “cultural identification”，有不同的涵義?！罢J同”概念最初作為一個心理學概念，后被運用于研究文化心理。文化認同是指對文化的一種認知和歸屬心理，它發(fā)生在兩種文化的相互接觸和同化的過程中[1]160，它體現(xiàn)一種肯定的價值判斷，一種認可態(tài)度與方式，即文化群體或成員承認內(nèi)生新文化或外來異文化的價值效用符合傳統(tǒng)文化價值標準[2]20。

　　根據(jù)以上解釋，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認同問題，既是中國人接受融合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創(chuàng)造中國文化的過程，也是兩種不同境遇所形成的文化在的實踐中接觸、同化和升華的過程;這個過程既是馬克思主義在特殊國情下的發(fā)展，也是中國文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更新進步。一般文化認同理論認為，文化認同有順向認同和逆向認同這兩種趨勢;順向認同指認同主體以原有文化為框架，用原有文化說明外來文化，逆向主體是指以外來文化為框架，用外來文化說明原有文化，這就涉及中國歷史上曾出現(xiàn)的“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之爭的問題，落實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上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說明中國文化，還是以中國文化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問題。

　　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代表最先進的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理論，應該用馬克思主義說明和改造中國現(xiàn)有文化，創(chuàng)造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也有學者認為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從中國社會特有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和價值觀念出發(fā)去理解、消化馬列主義”[3]，如有學者認為借鑒“儒學”的“人倫日用”的途徑，讓馬克思主義不僅入黨、入國還要入家，進而實現(xiàn)兩者的結(jié)合[4]。

　　筆者認為順向認同和逆向認同都是對文化認同的靜態(tài)分析，實質(zhì)是從抽象角度、純理性分析，而現(xiàn)實中的文化認同是一個動態(tài)的復雜過程，以馬克思主義說明中國文化或者以中國文化說明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何階段都同時并存，相互作用，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致力于以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文化，使中國文化能“馬克思主義化”;

　　另一方面，我們是在以中國文化理解?吸納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在思想領域是很難嚴格區(qū)分，因為當我們可以理解并運用馬克思主義時，我們所理解和運用的馬克思主義已是中國文化特有方式解讀下的馬克思主義，此時的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的“融合”物了，民族文化深層次的思想方式、價值傾向、行為模式早已潛移默化影響著人們的言論、思維與行動，浸潤、滲透甚至決定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解和運用，因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認同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會在中國社會實踐中不斷契合、認同，共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事實上，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也存在著這種現(xiàn)象，以西方文化解讀中國文化和以中國文化解讀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批判中國文化和認同中國文化并傳播西方文化同時并存，這些矛盾在那些早期學貫中西，竭力宣傳西學的知識分子身上也有所體現(xiàn)(如嚴復就是一邊主張“西化”，希望中國傳統(tǒng)文化西方化，一邊又在“化西”，以中方文化融化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實質(zhì)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同樣如此，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明白毛澤東延安時期所強調(diào)的文藝民族化問題。這樣的理解也是詮釋學所提倡的一種理念，即理解者是不能脫離自己所處歷史語境理解，理解就是應用。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認同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僅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基于“認同”上相互作用，且兩者“文化差異”部分還會直接影響到文化認同。沒有對“文化差異”的充分關(guān)注，就不能很好的實現(xiàn)“文化認同”。長期以來，我們重視研究“文化認同”，較多的關(guān)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的“認同”方面，而沒有重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間的“差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有著重大區(qū)別：馬克思主義源于歐洲發(fā)達國家，它建立在批判歐洲資本主義基礎之上，是對當時人類文明最新成果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是指導無產(chǎn)階級乃至全人類解放的一門科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深刻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由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zhuǎn)變的客觀必然進程，指出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未來和無產(chǎn)階級的歷史任務;而中國文化建立在自然經(jīng)濟基礎之上，注重經(jīng)驗積累，富含濃郁道德倫理特色，是維護中國農(nóng)業(yè)宗法專制社會數(shù)千年的精神血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差異”總是在經(jīng)意不經(jīng)意間干擾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例如中國文化中的“經(jīng)驗主義傾向”“小農(nóng)意識”等就曾以各種機會主義形式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一些學者已經(jīng)看到這一點，如學者葉險明就認為，“從一定的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發(fā)展的過程，也就是不斷克服以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文化心態(tài)‘詮釋’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過程。這不僅貫穿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而且也貫穿于我們現(xiàn)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中”[5]。而學者孫奎松也同樣認為中國的農(nóng)民意識一直影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總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認同是復雜的過程，它是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認同的基礎上產(chǎn)生、發(fā)展的。唯有清醒的看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差異”才能避免革命和建設中的“左”傾或“右”傾。關(guān)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差異”與關(guān)注兩者的“文化認同”，意義同等重要。

　　二

　　目前，學界已關(guān)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認同。有學者視文化認同為彼此的某些相似之處，如關(guān)于美好的社會理想設計(如共產(chǎn)主義與大同社會)，一些民本思想等等。筆者以為這些相似點只具形似，而非真正契合之處。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本質(zhì)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如果說“五四”時期借助“大同”理念馬克思主義得以傳播，倒不如說這反倒體現(xiàn)出早期傳播的局限性[6]97。

　　又如民本思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也是有很大差異的，中國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從孔子提倡重民、富民、教民;孟子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到賈誼的“民無不為本也”(《新書?大政上》)、朱熹的“大下之務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傳》)等等，這些民本思想的背后實質(zhì)是要求或希望君主能“替民做主”，“為民做主”，而絕非馬克思主義所提倡的“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國度里的人人自由、平等，當家作主。再如，重視集體利益的價值訴求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中“大一統(tǒng)”、“家族群體”等理念相似，然而，馬克思主義強調(diào)集體主義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個人合理利益之上的，完全不同于中國文化中建立在壓抑個性、否定個體價值基礎上的整體價值追求。當然，不能說這些形似不重要，對于一種外來思潮而言，形似至少讓其能夠立足，為進一步的被認可創(chuàng)造環(huán)境。

　　縱觀中西文化的交流史，我們可以清晰的發(fā)現(xiàn)每一種外來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和被接受，都曾從形似開始，到被通俗化解讀，再到最后慢慢與當時當?shù)氐闹髁魑幕诤?，生成新的文化。如佛教最初來到中國，首先依附于漢代方術(shù)(又稱“道術(shù)”)，到魏晉又依附于魏晉玄學，其主要講述的“因果報應”“靈魂不死”，這些思想為中國所固有的較形似，而后通過對中國的儒學、道學等的吸收，最后形成中國特色的禪宗。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某些形似，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進而實現(xiàn)中國化創(chuàng)造了條件。但同時我們更應看到，兩者的“貌似神異”也使國人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上出現(xiàn)偏差，甚至誤解，如一些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們就分不清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人對科學馬克思主義傳播與吸收。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能和中國文化認同，關(guān)鍵在于兩者某種程度上都以實踐作為價值標準，或者說馬克思主義是一門以實踐作為檢驗、發(fā)展真理的科學，而中國文化恰恰也則具有實用理性傾向的特質(zhì)，盡管這種特質(zhì)具有實用主義的傾向。

　　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學說的最大差別就在于堅持徹底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實踐性。在《關(guān)于費爾巴哈提綱》中，馬克思就明確的表明，“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重視實踐，并以其來劃分新哲學與舊唯物主義理論的差別，這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等著作中均有體現(xiàn)，學界也基本認為馬克思主義通過實踐解決了自柏拉圖以來的物質(zhì)意識二元思維模式的缺陷，因而就曾有學者用“實踐唯物主義”來指代馬克思主義哲學，葛蘭西甚至在《獄中札記》中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實踐哲學”，認為它是對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批判性超越。

　　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這一特點不僅體現(xiàn)在他的新哲學與舊哲學差異，體現(xiàn)在對人類社會具體實踐的分析，如資本主義社會的剖析，更體現(xiàn)在它所構(gòu)想的共產(chǎn)主義實現(xiàn)方式與途徑。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品格，馬克思主義自誕生開始就依靠實踐、立足實踐，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不斷推進廣大人民爭取解放的實踐道路上完善發(fā)展。在實踐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有了各國各具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這種立足理性分析、重事實實踐的理論品格與中國文化的實踐理性頗為神似，一定程度上使馬克思主義得以中國化，并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中國文化歷史久遠?？鬃颖灰暈橹袊幕拇?，孔子闡述的與“仁”相關(guān)的學說構(gòu)成儒家主流思想，影響至今海內(nèi)外華人。雖然，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并非一貫堅持儒學，國家交往、朝代更替、異族間的戰(zhàn)爭也曾帶來文化上的動蕩變化，但都沒有因此而導致中國文化的滅絕，這與以孔孟儒學為主流的中國文化具有實踐理性密切相關(guān)。所謂實踐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種理性精神或理性態(tài)度”[7]28，以一種合理的、冷靜的、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來解說和對待事物，用理智來引導、滿足和節(jié)制情欲，它具有“極端重視現(xiàn)實實用的特點”，這種實踐理性的傾向在孔子就有所體現(xiàn)，并隨孔子的影響廣為流傳而成為一種民族文化的特征。

　　孔子生活在早期宗法制度崩潰、氏族體系徹底瓦解的時代，面對“樂崩禮壞”的現(xiàn)實，孔子“以‘人情味’(社會性)的親子之愛為輻射核心，擴展為對外的人道主義和對內(nèi)的理想人格，它確乎構(gòu)成了一個具有實踐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7]30?？鬃拥乃枷胧冀K體現(xiàn)著一種立足現(xiàn)實，理性看待事物的特點，如孔子在以“仁”釋“禮”時，他關(guān)注到現(xiàn)實變化，將“禮”的血緣實質(zhì)轉(zhuǎn)化為“孝悌”進而落實到日常人倫，使“禮”由外在約束轉(zhuǎn)化為人內(nèi)心的需求，進而成為人的自覺追求，正是這種切合實際的詮釋促進孔子思想的傳播;再如對于脫離現(xiàn)實的所謂鬼神之說，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來表達清醒的理性精神，諸如此類思想均體現(xiàn)一種實踐理性的精神，即“不在理論上去探求討論、爭辯難以解決的哲學難題，并認為不必要去進行這種純思辨的抽象。重要的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如何妥善地處理它”[7]28-29，這種帶有實用主義傾向的實踐理性一直指導著國人對事物(包括思潮)的價值取舍。

　　盡管儒學思想在后來曾經(jīng)被不同的人、不同角度加以詮釋和發(fā)揮過，但這種根據(jù)時代需要改造思想正是貫徹其實踐理性的體現(xiàn)。近代馬克思主義被國人從各種思潮中選中，是實踐理性指導下的結(jié)果，因為它能解決中國近代最大的課題――救亡圖存，也是馬克思主義實踐性的必然――“共產(chǎn)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8]210。因而，注重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認同的深刻之處，正因為注重現(xiàn)實實踐而不拘于書本的“條條框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有了創(chuàng)造性的成果――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三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認同”問題，既需要一般意義上的關(guān)注“認同”、“差異”“神似”等問題，也需要具體研究特定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與特定時期的中國“文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文化，都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從思想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認同”始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傳播，共有四條路徑：歐洲語境的“行動馬克思主義”、日本語境的“學理馬克思主義”、美國語境的“空想和____馬克思主義”和蘇俄語境“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不同路徑的馬克思主義強調(diào)與宣傳的內(nèi)容各有差異。在民族救亡勝于啟蒙的時代背景下，最終無產(chǎn)階級歷史語境下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各種思潮中脫穎而出，得到受實踐理性影響的國人認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來自蘇維埃，實質(zhì)主要是俄國語境下產(chǎn)生的列寧主義，它提出進行無產(chǎn)階級暴力革命、建立無產(chǎn)階級政黨、實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專政。

　　尤其重要的是，列寧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宗主國家的革命與殖民地國家的革命相互支持，“不在實際上支持農(nóng)民運動”，落后國家實行共產(chǎn)主義策略和政策，“那就是空想”[9]276等觀點，這些觀點比較系統(tǒng)、完整，它為落后國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指明了道路，為近代以來數(shù)次救國失敗的中國人提供了希望，同時它有十月革命這一現(xiàn)實成功版本，對中國而言更具現(xiàn)實意義。因而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里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就是指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啟時的“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就是來自蘇聯(lián)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

　　同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初，中國文化也不是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它正處在“轉(zhuǎn)型期”即一國文化的發(fā)展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對一種主流文化的認可和闡釋，對已有文化進行縱深解讀和挖掘，同時對異己力量排斥、壓制，以達到對主流文化的鞏固和定型 ;第二階段則是表現(xiàn)為對原有文化的"離異"，即對主流文化的懷疑和否定，進而批判和揚棄既成規(guī)范，形成對主流文化的沖擊與顛覆，這就是"離異"期，也就是文化轉(zhuǎn)型期。參考胡偉?！吨袊就廖幕曇跋碌奈鞣秸軐W》，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頁。

　　一些有識之士前赴后繼從西方“取經(jīng)”帶來的各種思潮，已沖擊改變了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并形成三波思潮，“帶著三種不同特色，彼此先后連續(xù)著、揚棄著邁上更高的臺階，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fā)展掃清道路”[10]476，也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的“認同”創(chuàng)造條件。具體說來，從鴉片戰(zhàn)爭始，地主階級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龔自珍等人開啟了“看西方”、“學西方”和“改中國”的路徑，耶穌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國內(nèi)矛盾的尖銳，帶來了沖擊傳統(tǒng)文化的第一波――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它穿著宗教外衣，掀起摧毀封建社會的暴力狂瀾。太平天國所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以土地改革為核心，提出的一套相當完備的社會設想，斗爭的矛頭直指封建主義。

　　接著資產(chǎn)階級發(fā)起的維新思潮是沖擊傳統(tǒng)文化的第二波，以嚴復、梁啟超等為代表。嚴復的“嚴譯八大名著”囊括哲學、邏輯、政治學、社會學等多領域，第一次較大規(guī)模的將西方近代學術(shù)文化介紹到中國，梁啟超則在《新民叢報》上對大量西方思潮進行通俗化介紹，他們揭示了中學與西學差異、“封建專制、綱常名教與資產(chǎn)階級平等、民主的對立”[6]97 ，闡明天賦人權(quán)、“物競天擇”、維新變法等思想，極大地推進了西方學說在青年一代知識分子身上的傳播。

　　第三波是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思潮，以鄒容、章太炎、孫中山等為代表。他們的思想都以進化論為基，高呼“革命”公理，以期通過徹底革命實現(xiàn)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經(jīng)過這三波思潮的沖擊，當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之時，中國的文化早已不是封建文化極大盛時不斷鞏固的第一階段，而是不斷在“離異”中變的虛弱的第二階段，各種新思想在中國已得到不同層次的傳播，并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尤其是進化論思想?！靶挛幕\動時期傳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從激進主義的革命進化論傳統(tǒng)中汲取了養(yǎng)分”，“生存競爭”、“最適者生存”“正與馬克思主義以階級斗爭貫穿人類歷史之演變暗合”[11]。

　　一些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思想中刻有深淺不同的進化論痕跡，如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認為“世界進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變而與之俱進者，將見其不適環(huán)境之爭存，而退歸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者”[12]13; 李大釗也曾提出“天演之跡，進化之理，窮變通久之道，國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13]162。正是前期外來思想的沖擊與滲透改變了中國文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chuàng)造了條件，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的“文化認同”必須看清這一點。

　　總之，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認同”，需要全面關(guān)注，具體而完整地分析。面對可能影響中國文化的世界各地文化，為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我們需要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認同”研究，以更好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時代化，唯有如此，馬克思主義在這片古老的大地上才能繼續(xù)枝繁葉茂，生機勃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才能欣欣向榮，文化強國才能最終實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