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學年論文范文大全
比較文學學年論文范文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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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文學學年論文范文大全篇1
探析當代國際比較文學
一、從文學到文化
當回顧最近幾十年來國際比較文學的發(fā)展軌跡和研究現(xiàn)狀時，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當代比較文學一個相當主要的發(fā)展趨勢是:中外比較文學家的研究重心，或者說他們的研究興趣，正在從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移。這一點從最近兩屆的國際比較文學年會的主題中即可窺見一斑。
具體的專題討論也無不與文化研究有密切的關聯(lián)，如“文學與屬性(ldentity)”，“文學體裁、語言與文化”，“文學與其他文化表現(xiàn)形式”，“比較文學的方法、范式與文化的多樣化”，等。1997年即將在荷蘭舉行的第十五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的主題顯然也是繼承了這一發(fā)展脈絡，且在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它的主題是“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而它的研究導向則明確指向“文學與目前和過去世界社會文化發(fā)展的關系(諸如殖民、反殖民的進程，新興國家，民族國家的誕生和發(fā)展，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歷史性接觸，聯(lián)邦政體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歐洲部分國家的解體以及其它一些國家的聯(lián)合)以及文學和性別的文化研究關系”。
它的七個副主題分別是:民族的形成，討論作為文化諸因素的載體的文學及其機構，因為它們對民族性和身份的形成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考察現(xiàn)時代及過去的文學如何從各個層面(從最個人的到最公共的)使相關者對前殖民時代、殖民與反殖民時期的體驗保持鮮活的記憶;人類的良知，探討文學如何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對待人類歷史上的反常事件;性別記憶，探討文學在性別區(qū)分過程中的角色，甚至還可“擴展到民族、種族、宗教、及其他集體身份內部的角色”;作為文化記憶載體的文類，“試圖為現(xiàn)有的文類所不能充分回答的社會及文化問題提供答案，或提出一套解決方案”;“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研究的方法”和“作為文化記憶的翻譯”兩個副主題，則分別探討文學在不同時期或文化史中被使用(或被濫用)的方式及翻譯對社會的貢獻，等等。
國際比較文學界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發(fā)展的趨勢由此赫然可見。對國際比較文學界的這種發(fā)展趨勢，中國比較文學界也立即意識到并作出了反應。1994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樂黛云教授在為“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四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寫的一篇“代序”中就明確指出，“當前比較文學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和文化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當前比較文學的另一特點是越來越趨向于一種多元文化的總體研究;圍繞一個問題或一種現(xiàn)象，在不同文化體系中進行相互比照和闡釋。”
在此之前，還在1990年第三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年會上，樂黛云教授在她的主題發(fā)言中也已經(jīng)明確標舉。以特色和獨創(chuàng)主動進入世界文化對話”，提出要尋找一種能夠溝通第三世界和發(fā)達世界使兩者達到相互理解、雙方都能接受的“話語”，尋找能夠進行真正對話的“中介”。
之后，中國比較文學界連續(xù)舉行了幾個與文化研究有密切關系的研討會。首先是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和歐洲跨文化研究院聯(lián)合舉辦的“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國際學術討論會。這個會議感興趣的間題是:一干差萬別的人類文化有沒有普遍認同的東西呢?可不可能有共同的是非標準呢?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不同的文化是逐漸趨同還是愈加差異呢?在眾聲喧嘩的多元文化中是否仍然會體現(xiàn)出某種規(guī)律，某種“理性一元性”呢?人類有沒有可能超越自身的文化與文明，達到另一更高的境界，成為許多國家正在議論的“新人類”?等等。
接著，北京大學又于1994年1月舉行了“‘平行研究’與‘話語建構”，討論會，會議圍繞著如何建構中西比較詩學對話話語這一“核心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會議明確認為，尋找異質文化之間的話語中介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如何在“世紀末”這個多元復雜的文化語境中進一步向更高的層面發(fā)展和拓進所面臨的“核心問題”。
引人注目的還有1995年10月在北京舉行的“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匯集了中、美、加、法、德、意、俄、日等25個國家地區(qū)的120多位著名學者，其中不乏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名的大學者，中國國家教委主任親臨會場表示祝賀，收到的論文“既有中西文化對話的案例，也有好萊塢所代表的美國強勢文化與法國電影文化的論戰(zhàn);既有歐洲政治經(jīng)濟聯(lián)合以后將留下的民族文化難題，也有美國、加拿大、南非諸國內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間的文化矛盾;既有東方國家如中日之間由于文化差異而招致的種種文化誤讀，也有由于思想、宗教和社會發(fā)展程度落差而形成的交流和溝通困難;既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跨國資本主義留下的所謂‘東方主義’、‘后殖民主義’之類的文化后遺癥，也有階級、種族和性別造成的文化錯位，等等”。
這種特別隆重的規(guī)模，頂尖層次的級別和明確滲入文化研究領域的議題，進一步表明，中國比較文學界也已經(jīng)加入了國際比較文學界從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發(fā)展的潮流之中。不無象征意味的是，在此之前著名的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也已經(jīng)悄悄地更名為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還成立了中法比較文化研究會、中美比較文化研究會、后現(xiàn)代研究會等分支研究團體。比較文學，無論是國際的還是中國的，正在趨向比較文化。
二、文學本體的失落
一般而言，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向毫無疑問是比較文學研究向深層次發(fā)展的表現(xiàn)。正如樂黛云教授指出的，“比較文學通過文學文本研究文化對話和文化誤讀現(xiàn)象，研究時代，社會，及諸種文化因素在接受異質文化中對文學文本所起的過濾作用，以及一種文學文本在他種文化中所發(fā)生的變形。這種研究既豐富了客體文化，拓寬了客體文化的影響范圍，也有益于主體文化的更新。”但是，從當前國內外比較文學研究的發(fā)展來看，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向也引出了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即比較文學研究中文學本體的失落。對此，我們不妨對近幾十年來國際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幾個熱點問題作一些簡略的分析。
當代國際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是理論研究。從70年代起，理論已經(jīng)在國際比較文學界(尤其是西方比較文學界)占據(jù)了極其主要的地位。各種主義競相登場，什么后現(xiàn)代主又，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熱衷理論，在理論上標新立異，成為當代西方比較文學界的一大景觀。對西方人文學科來說，理論熱的興起自有它的合理性。西方世界的多元文化背景，它所面臨的那些跨越國界、跨越民族、跨越傳統(tǒng)的文化現(xiàn)象和所涉及的問題，諸如第一世界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關系，世界文化中的邊緣文化向中心文化轉移的現(xiàn)象，等等，都已超越了傳統(tǒng)的影響研究或平行研究，必須借助各種新的理論。同時，由于理論與比較文學的掛鉤，沖破了傳統(tǒng)文學研究的框架，也為西方人文學科展開了一個極為廣闊的學術天地。
但是，西方理論研究的一個弊病是，它過分熱衷于自身的“話語”，過分關心一種理論與另一種理論的“對話”，而忽視文學文本的獨立價值。用美國學者墨里?克里格的話說，自60年代起，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由法國傳入，理論漸漸自成一體，獨立于文學研究。目前“理論的年代”取代了批評的年代，產(chǎn)生了許多問題。
首先，當今時髦的批評方法是作品的意義取決于理論，而理論本身又取決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一一這各種“決定論”使文學研究失去了以往的客觀性。更可悲的是，由于理論“系統(tǒng)性地入侵”文學系，促進了跨學科研究的迅速發(fā)展，因此，從根本上威脅了文學本身的主導地位。這一點我們從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上可以看到一些反映，后現(xiàn)代主義“所醉心的是語言文字的操作游戲，全然不顧作品有無意義，或者干脆就是反意義、反解釋、甚至反形式、反美學的”。
這種傾向與當前整個西方學術界二戰(zhàn)以來的五大發(fā)展趨勢是一致的。眾所周知，二戰(zhàn)以來，西方的學術界有五個主要的發(fā)展趨勢，其中之一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拒絕承認對文學從美學角度的研究具有真正意義(除非把它看作文學社會學的因素)，而對文學研究與其他人文科學之間的相互作用發(fā)生濃厚的興趣。更有甚者，那種把創(chuàng)作家視作文學機構的組織中心、或認為文學研究的主要關心應是文學作品作為文學史的組成單位和文獻予以解釋的觀點，開始遭到越來越普遍的拒絕。
但是，這種傾向畢竟偏離了文學的本體，卻是顯而易見的。
這種傾向也反映在文學經(jīng)典的研究上。按理，對文學經(jīng)典的研究應該非常重視文學本體才是。當年，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曾指出，文學作品有永恒的內在價值，其地位的變化是外在的、次要的。然而，在當代西方，這種觀點卻被認為有很大的局限性了。目前圍繞“經(jīng)典”的爭論正是與此觀點有關。
西方研究者們指出，文學價值確立的過程就是經(jīng)典形成的過程，其中充滿了對其它文本的排斥和壓制。這可以國外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為例:有社會主義背景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對中國的左翼作家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評價甚高，但是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由于其對共產(chǎn)主義的偏見，則抬出受西方現(xiàn)代主義影響較深的張愛玲、沈從文、錢鐘書等人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新經(jīng)典”。這種脫離了文學文本的經(jīng)典研究，在文化研究層面上，自有其獨特的價值，但在文學史的層面上，其偏頗性和局限性則也是很明顯的。形象學研究是當代西方比較文學界的又一個研究熱點。
這種盛行于法、德等歐洲國家的跨學科研究，本是一種文學內的研究，它的研究對象是體現(xiàn)在文學作品和文藝研究中涉及不同民族的“他者形象”和“自我形象”，揭示形象亦即形象結構的產(chǎn)生、發(fā)展和影響，指出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形象的相對性以及形象判斷(所謂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的“性格”和“本質”等)的不科學性。但是近年來形象學的研究更多地開始從文化人類學理論、神話原型理論、心理學理論、烏托邦理論、他者理論、社會學理論、政治史等各種理論的立場出發(fā)，研究人們對異國的敘述和異國形象的創(chuàng)造，“研究一種存在于一切文化、一切文學中的基本思想”。
前幾年曾來北京大學講學的美國耶魯大學史景遷(JonathanSpence)教授對世界文化總體對話中的中國形象的研究就是一例。史景遷教授從理論學術著作和虛構文學兩方面探索了中國形象的西方的歷史演變，從16世紀西班牙人門多薩應羅馬教皇要求撰寫的《大中華帝國史》和法國作家拉伯雷、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等人筆下的中國形象起，一直探究到本世紀諸多西方作家，包括美國的龐德、法國的馬爾羅、德國的卡夫卡、布萊希特，以及英國的卡內蒂、阿根廷的博爾赫斯等等一大批作家、詩人筆下對中國形象的描述，然而其最終關注的還是西方文化對中國形象的利用，關注的是不同文化間的相互聯(lián)系對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意義?？梢?，形象學的研究也明顯地向文化研究過渡，并成為比較文學向文化研究轉型的征兆之一。
這一現(xiàn)象在翻譯研究中表現(xiàn)得更為突出。自7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翻譯研究的領域迅速擴大，且順利地擴大到文學和文化研究領域。以色列學者伊凡?佐哈爾(ltamarEvan一Zohar)提出并由他的同事托利(GideonToury)發(fā)展了的多元文化理論(PolysystemsTheory)把人們的視線吸引到翻譯在文化變動時期的作用。它感興趣的是觀察當一個文化處于統(tǒng)治地位自信十足時，翻譯處于怎樣的地位(受到忽視)，反之，當某一文化處于弱勢時，翻譯又是處于何種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視)。
多元文化理論雖然也致力于探索對翻譯文學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合適的框架，同時也努力揭示文學翻譯的模式，但它無意對文學翻譯作任何價值判斷或作任何“指導”，而把翻譯的結果視作一種既成事實作為其研究的對象，著重于探尋決定和影響翻譯文本的各種因素。他們提出要重視對譯入語的語言和文化環(huán)境給翻譯造成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翻譯的結果、而不是翻譯的過程上。正是由于當今翻譯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大，幾乎涵蓋一切跨文化的研究，于是傳統(tǒng)上認為的翻譯研究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的觀點受到質疑，前不久英國比較文學家蘇珊?巴斯奈特明確提出，“現(xiàn)在是到了重新審視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的關系的時候了。”
也正是有鑒于比較文學“淹沒”在各種各樣的文學理論中，這位學者才進一步說，“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jīng)過時。婦女研究、后殖民理論研究、文化研究諸領域中的跨文化研究從整體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面貌。從現(xiàn)在起，我們應該把翻譯研究視作一門主導性的學科，而把比較文學視作它的有價值的分支。
這里，比較文學與翻譯何主何從，也許可以進一步討論，但比較文學研究中文學本體的失落，已經(jīng)從整體上改變了當今比較文學研究的面貌，并將危及比較文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存在，這恐怕是不爭的事實。也許正是這一點，使得中外比較文學界的一些人士對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的轉化表示了疑惑和憂慮吧。
三、作為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學
美國比較文學家勃洛克曾經(jīng)說過，比較文學“主要是一種前景，一種觀點，一種堅定的從國際角度從事文學研究的設想”。但是，隨著近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向比較文化轉化，這一“堅定的”“文學研究的設想”正在發(fā)生動搖，比較文學研究似乎正在演變成比較歷史研究，比較哲學研究，比較語言學研究，比較社會學研究……法國比較文學家艾金伯勒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jīng)針對這種情況(西方比較文學研究中的這種情況顯然早已有之)寫道:“如果每進行一項有價值的研究，都得發(fā)表上20個由一些無能的意大利作者或俄國作者寫的關于在巴塔哥尼亞或拉布拉德旅行的平庸的報道，這對于人們理解文學作品難道會有絲毫裨益嗎?旅行筆記，甚至是寫得最糟的旅行筆記都會引起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的興趣。它們也引起我們當中那些關心思想運動的人們的興趣。
但是，我認為這種研究(我自己在這上面也花了多年心血)就其嚴格的意義上說，不是比較文學。至于說到一些法國人如何由于閱讀了南北戰(zhàn)爭以來出版的戲劇文學作品和浪漫主義文學作品，自己杜撰出免不了錯誤的關于美國的觀念，或者，同樣是這些法國人，通過閱讀洛蒂的小說而獲得了日本或土耳其的夸張了的形象，這些難道是文學問題嗎?同樣地，這些主要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或政治家關心的事情。
我們國家最近也有學者撰文對比較文學在向比較文化發(fā)展過程中漫無邊際地拓展比較文學的“疆界”造成比較文學學科界限的進一步模糊表示憂慮，他們提出:“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種種新理論流派的問世，‘文學’本身的定義也在無限地拓展，這樣，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比較文學也就自然進入了比較文化漫無邊際的領域，從最近兩三屆國際比較文學大會的論文題目看，許多學者感到，今天好象沒有什么題目不屬于比較文學的范圍，這樣，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規(guī)定性就要喪失了……，巾對這種情況，更有人坦言:“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問題……由于近年來注重文化研究而顯得突出了，在幾次國際會議期間都有人戲言比較文學成為‘玄學’事，所以比較文學一一理論性一一文化性一一文學性似乎也值得加以探討一下了。
記得芳賀徹教授提過這個問題，但國際上和我們國內都未予以重視。忽視文學本身的無限制地‘拓寬’和‘玄’化，泛理論和泛文化，是不是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種歧路和自我消亡的危機呢?’柳當然，也有人對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向的這種變化持全盤肯定的態(tài)度，他們覺得:“如何看待這一變化，只能有兩種結論，一是視為喧賓奪主，誤入歧途，違背文學研究的規(guī)律和宗旨，趕不必要的時髦;另一結論則可視為抓住了當代人文研究的關鍵和主流。由于世紀末的文學研究正面臨重大調整，適應科際整合的大趨勢，文學研究的概念、范圍和意義都在發(fā)生變化，因此我們傾向于后一種結論。
其實，關于比較文學研究中的“文化化”問題并非如此簡單地非此即彼。現(xiàn)在的問題恐怕是，我們該怎樣看待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關系?我們該怎樣看待比較文學在比較文化或比較文化在比較文學中的位置?艾金伯勒說:“在比較文學中我從未忘記有‘比較’，而人們往往忘記其中有‘文學’。’，把艾金伯勒這句多年前說過的話征之于最近幾次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中的論文，諸如“東西文化互根互構互補互彰陰陽循環(huán)互進論”、“多語問題與文化身份”，“美國的課堂與多元文化主義”、“教意大利廷臣西班牙語一一看兩種文化的沖撞”，等等，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有些學者不說是“忘記”了比較文學中的“文學”的話，至少也是在相當程度上偏離了“文學”。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反對比較文學學者從事文化領域的研究。
從根本上而言，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向本來就是由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獨特的跨學科、跨文化的性質所決定的必然的發(fā)展趨勢。這種發(fā)展，給比較文學展現(xiàn)了更為廣闊的研究領域，有利于比較文學自身學科的發(fā)展。事實上，有些文學現(xiàn)象也只有在文化這一更為廣闊的領域內才可能得到更為深刻、更為全面的闡述。譬如，有人研究晚清翻譯小說中女性形象的變形問題—西方小說中富有個性的堅毅女子如何在晚清翻譯小說中變成了溫柔撫媚的閨閣小姐。
如果僅局限于原作與譯作的文本，就只能在譯作與原作的“忠”與“不忠”上做文章，但說明不了問題的實質，而只有聯(lián)系了晚清社會中對正面女性形象的“文化投射”或心理期待才可能把這一問題闡述得較為全面和清楚。、隨著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化，越來越多的比較文學家會從事文化領域的研究，包括文化理論的研究。與其他學科的研究者相比，比較文學研究者由于其所受的訓練和已經(jīng)具備的跨文化和跨學科的知識裝備，他們更宜于從事跨文化的研究，這是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學術優(yōu)勢。但不無必要強調的是，這些研究中有些研究是屬于比較文學范疇的，我們指的是那些以文學文本為出發(fā)點的文化研究，即樂黛云教授所說的，“通過文學文本”對文化對話、文化誤讀甲等現(xiàn)象所進行的研究，像“60和70年代法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從文學作品的對話到文化的對話:幾點方法論的建議”等(也是最近幾次國際會議上的論文)。
但有些研究(如前述例子)顯然越出了比較文學的范疇，進入文化研究的領域。這些研究當然有它的價值，但它們不是比較文學研究。指出這一點是為了不要把文化研究(即使是比較文化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混淆起來，從而造成比較文學學科界限的進一步模糊和混亂。應該承認，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徑渭分明的。比較文學本身也是一種文化研究，它是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比較文學歸根結蒂是一種文學研究，它的出發(fā)點和歸宿點都應該是文學。
比較文學離不開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解釋，離不開以文學文本為依據(jù)的各種批評和闡述，離不開對文學現(xiàn)象的探討和研究。比較文學中的跨文化、跨學科研究，是為了豐富和深化比較文學的研究，而不是為了淡化甚至“淹沒”比較文學自身的研究。同理，比較吹學學者對形形色色的理論和“主義”的研究，也應該是致力于指導和促進比較文學的研究，否則，它就只是一種純粹的理論研究而不是比較文學的研究了。
劉象愚教授說得好:“在跨文化、跨學科的背景中研究文學已經(jīng)是比較文學發(fā)展的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但是，我們同時還必須強調文學本多卜中心的觀點，即研究者無論在不同文化和學科的領域里跨出多遠，研究的立足點應該始終在文學上……文化的頻繁交流、學科的不斷交叉絕不應消滅民族文化和不同學科自身的本質特征。
同樣，比較文學的發(fā)展也絕不應消滅其作為一種文學研究的本質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強調‘文學本科中心論’對于保持比較文學的生命力無疑是至關重要的，也應該是我們比較文學學者在面對目前危機和挑戰(zhàn)時的基本立場。”呀旁我們以為，在比較文學向比較文化轉化的今天，強調一下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本體意識，強調一下比較文學研究以文學為出發(fā)點和歸宿點的基本立場，明確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區(qū)別，對于促進比較文學學科的健康發(fā)展，對于更好地發(fā)展我國的比較文學事業(yè)，應該有此必要、也是有所裨益的。
比較文學學年論文范文大全篇2
淺談比較文學與文學教育
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為一門新型的邊緣學科，誕生不過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壇站穩(wěn)了腳跟，并以其獨特的理論建樹和批評方式，產(chǎn)生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幫助人們從更開闊的視野總結文學的普遍規(guī)律，概括豐富的文學現(xiàn)象，從而在更宏闊的背景下認識文學。從文學教育的角度來說，了解比較文學的有關知識，也能更好地促進我們的文學教育。
給比較文學下定義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一些比較文學家認為比較文學這個詞本身就是當初未起好的名稱，容易造成誤解。韋勒克認為，“比較是所有的批評和科學都使用的方法，它無論如何也不能充分地敘述文學研究的特殊過程”。同時，由于各國對“比較文學”一詞在表達和翻譯上的差異，使其所強調的重點也有所區(qū)別。
如“比較文學”中的“比較”在法語中是過去分詞(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學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各國文學關系;在英國，comparative是作為literature的修飾語，是形容詞;而在中國，“漢語中的‘比較’二字更容易讓人想到比較的動作，同時，漢語中比較文學一詞字面上也沒有文學研究的含義”。盡管各國對比較文學的理解不盡相同，但由于語言本身的契約性，“比較文學”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國約定俗成，人們普遍接受了這一簡略說法。在本書中，“比較文學”中的“比較”一詞被理解為方法的代名詞，它包括考證、演繹、統(tǒng)計、對比等多種方法;“文學”在這里也是廣義的，它不僅僅指作品，也包括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批評等，即具有文學的綜合性研究之意。
給比較文學下定義的困難還不僅僅在于它的名稱，更主要的在于它發(fā)展過程中的動態(tài)性。由于比較文學對象和方法的開放性，使任何對它的概括都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較文學的新動向》一文中指出：“我認為任何給比較文學下精確細致的定義，把它上升為一種準科學體系或者把比較文學家同其他學者分開的企圖都是不妥當?shù)摹?rdquo;但是要從事理論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構造自己的基點，需要人為的劃界，這就構成了給比較文學下定義的悖論。北京大學樂黛云教授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的“比較文學”詞條中界定：
比較文學是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它是歷史地比較研究兩種以上的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以及其他意識形態(tài)相互關系的學科。這是一種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義，主要說明了比較文學的歷史發(fā)展及研究范圍。這一定義雖在中國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著一些需要探討的問題。必須承認，任何定義都是一種片面，確定事物的某種性質必然以忽略該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質為代價。隨著人們對比較文學認識的深化，更多的比較文學定義將會繼續(xù)出現(xiàn)。
接下來，我談一下學習比較文學的意義和作用。
比較文學是一門最具國際性的課程，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育的國際標準分類”對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學歷層次、研究內容作出了十分具體的規(guī)定。在我國，比較文學已被國家教育部列為中國語言文學的二級學科，成為文學系學生的必修課。比較文學在人才培養(yǎng)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僅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談談學習比較文學的必要性。
1.有助于研究視野的拓展和治學方法的改進
比較文學是以一種跨越國界的視野研究文學現(xiàn)象及其相關的文化現(xiàn)象的，它的基本精神是將全世界的文學視為一個整體，把各國文學置于一個整體結構中加以認識和比較，從兩種或多種文化體系上觀察文學現(xiàn)象，發(fā)現(xiàn)文學之間以及文學與其他人類活動領域之間的種種關系，從中揭示和把握文學的規(guī)律和聯(lián)系。
杜甫詩曰：“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比較文學猶如為我們提供了一副望遠鏡，它使我們能夠看得更遠，思考得更多。在思維方式上，比較文學提倡多元思維，或曰立體思維，即從線性轉向發(fā)散，注重文學的多方面聯(lián)系。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阿爾都塞認為，社會的發(fā)展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歷史現(xiàn)象或事件從來就不只有一個原因，而是有眾多原因，要全面描述某一歷史時期，就必須看到歷史現(xiàn)象的錯綜復雜性。文學的發(fā)展也是如此，綜觀各國文學史，其發(fā)展就不僅僅是縱向的歷史繼承，也有橫向的多因素的滲透以及文學與社會其他各層面的百動。
這種整體化的視野和思維方式必然帶來研究方法上的改進。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立足于國別文學，將對象限定在一個特定范圍之內。人們習慣于用切割的方式，先以國別為界將各國文學分割開來，再以歷史分期為線將國別文學加以劃分，以致最后人們的注意力僅僅停留在某一時期某一作家甚至某一部作品上，這是一種原子論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有助于對對象的深入開掘，但由于分工過細，使文學之間缺乏貫通。比較文學將采用一種聯(lián)系的和比較的方式，在世界范圍內考察文學現(xiàn)象。王元化的《文心雕龍創(chuàng)作論》一書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王元化打破了傳統(tǒng)的以古證古、單純作背景、源流、注釋的研究方法，有意識地把中國古代文論同馬列文論、西方文論對照著研究，由此使他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錢鐘書的《管錐編》也是采用這種聯(lián)系和比較的方式，在討論一個問題時，常常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以期說明那“無心契合”而“會心不遠”的共同文心。
2.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
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他者”的立場和眼光，這對于研究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都是很有用的。比較文學將以世界文學為背景，以他種文學為參照，重新認識和評價本國文學。
中國文學要在世界文壇尋找自己的位置，要了解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學的地方，都需要借助比較文學的視野。通過對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之間的聯(lián)系、異同的比較研究，可以使我們對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藝術價值有一個參照性的判斷，從而有效地避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的傾向。例如，只有把《離騷》、《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聊齋志異》，還有李白、杜甫的詩歌等作品與世界文學中的一流作品加以比較，才能向世界顯示出它們的美學價值。
同樣，在將中國文學與相似的外國作品作比較之時，也可以看出外國作品的價值和特性，如《紅樓夢》與《追憶逝水年華》的比較研究，使得我們對《追憶逝水年華》的藝術成就有了更深切的把握。而在中西敘事作品的映照中，人們對中西的敘事藝術特征及得失也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妒攀兰o文學主流》的作者勃蘭兌斯曾對這種比較研究作了形象的描述：“這樣的比較研究有兩重好處，一是把外國文學擺在我們跟前，便于我們吸收，一是把我們自己的文學擺到一定距離，使我們對它獲得更符合實際的認識。”此外，為了更好地了解一部作品的意義和貢獻，還可以考察一下作品在國外的流傳情況，如范存忠的《(趙氏孤兒>雜劇在啟蒙時期的英國》就是一個范例。通過這些研究，將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把握文學的價值，多方面地觀照自身的文學和文化，同時對作家作品也會有更深入的理解。
3.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中外文學史和文學理論
自人類文明產(chǎn)生以來，一個民族的文化、文學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民族文化、文學的影響，同時也會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文學產(chǎn)生影響。從比較文學的眼光看，文學的發(fā)展歷史是一個不斷與世界各國文學交流、吸收和改造的歷史。比較文學介入文學史，研究的重點是文學史上的外來滲透和對外影響。
首先需要考察外來文化、文學對本國文學的影響。就中國文學史而言，我們可以研究魏晉時期印度的佛教、音韻學、文學對中國的影響，唐以來西亞文化對中國的影響等，以豐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鄭振鐸曾說：“因為受了印度文學的影響，我們乃于單純的詩歌和散文之外，產(chǎn)生出許多偉大的新文體，像變文，像諸宮調等等出來。在思想方面，在題材方面，我們也受到不少從印度來的恩惠。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中印的結婚，如果佛教文學不輸入中國，我們的中世紀文學可能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種發(fā)展情況。”
另一方面，若放眼中國文學對外國的影響，也會看到中國文學的輝煌。這種新的文學史將既包含本文化系統(tǒng)的縱向發(fā)展，也包含對他種文化系統(tǒng)橫向吸取和改造而形成的新質。
就理論建構而言，文學的共同規(guī)律也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的文化體系內完成，必須在各種文化體系的對話中尋求。只有將不同民族的文學現(xiàn)象加以綜合考慮，才能面對和解決文學上的一些共同問題。正是在這些意義上，楊周翰先生認為：
我想比較文學能起到的作用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文學史起的作用。一個民族的文學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狀態(tài)中發(fā)展，往往要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因此，要說清楚本國文學的發(fā)展，不可能不涉及外國文學。
同時，為了說明本國文學的特點，也需要同外國文學對比，這種對比不一定是明比，而是意識到本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不同之處。第二，比較文學的目的還在于通過不同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來探討一些普通的文學理論問題。這兩個目的都是一國文學的內部比較所無法達到的。
4.有助于促進各國文學和文化的聯(lián)系與交流
比較文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開拓世界市場的歷程誕生的，是在文學和文化交流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在人文學科中，比較文學處于文化溝通的前列，它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促進各國文學和文化的聯(lián)系和交流，在世界各國文學之間架起一座理解和溝通的橋梁。
當今是一個文化交流空前頻繁的時代，無論是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文學理論與批評，都不可能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xiàn)象，往往一旦問世，就借助各種媒介廣泛傳播。就我國而言，首先面臨的是如何有效地吸收外來文化和文學的問題。毋庸諱言，我國20世紀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都深受西方文學和理論的影響。
如何在中西文學和文化的碰撞、交匯中建構中國自身的話語體系是人們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而要有效地研究和建設20世紀中國的文學與理論，就必須借助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才能更好地厘清我國當代理論的構成。可以說，在今天，試圖封閉地“自足”地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理論已經(jīng)不可能了。
而我國的文學研究在向世界敞開大門的同時，也有責任把中國的文學與理論推向世界，參與世界文壇的對話，使其他國家的人們對中國有進一步的了解。我國豐富的文學遺產(chǎn)應該進入世界文學的殿堂，為世界各國人民所共享;我國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和批評也應成為世界正在尋求的文學理論綜合構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切都必須借助比較文學的話語。
而在這方面，我國做得遠遠不夠。世界對中國的了解特別是對中國文學和文藝理論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而這有限的了解中又有大部分是虛假的或扭曲的“幻景”。有些作品在西方獲得聲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仿佛在證明西方人對東方人想象的合理性。在經(jīng)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如何既防止或避免文化帝國主義(或日一體化)之單極文化的發(fā)生，又遏止文化觀念上盲目自守、拒絕對話、否認先進與落后、缺乏自我更新等狹隘文化部落主義的生成，是擺在比較文學面前的一個嚴峻的課題。
比較文學并不追求某種終極意義，而是通過聯(lián)系與比較，尋求不同文化的理解與和諧共處。一方面，使各國人民了解和熟悉他國文學與文化，分享他國文學與文化的成果，消除陌生感，減少敵意;另一方面，借助“他者”的眼光，重新認識和評價自身文學與文化的特色，使之更加充實和豐富，這就是比較文學的任務。從某種意義上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就是比較文學的目的。比較文學學者弗朗索瓦・于連說，穿越中國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我們也可以說，穿越西方也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最后，我還想講一講比較學者的素養(yǎng)問題。
比較文學是一門涉及面很廣，難度較大的學科。從事比較文學需要廣闊、扎實、合理的知識結構，需要縝密的思辨力、敏銳的感受力，尤其是對文學美的領悟力。法國比較文學家艾金伯勒在《比較文學的目的、方法、規(guī)劃》一文中表達了對“理想的比較學者”的殷切希望：“我希望我們的比較學者……除了受到一個歷史學學者應受的訓練外，我也希望他受到一個社會學學者應受的訓練，我甚至不去阻止他接觸總體文化。
此外，他應該具備他所選擇的那個時期有關造型藝術和音樂的較完備的知識，而不滿足于一知半解，以便能在這方面產(chǎn)生他自己的見解!”并且“在不久的將來，處于最理想狀態(tài)的比較學者會是這種人：具有極為廣泛的愛好，通曉幾種將在2000年前后用來寫作的最重要的語言，并且具有對文學的美的深切體會”?？傊?，“我希望我們的比較學者盡可能博學多聞;我甚至希望他具有百科全書編纂者那樣的雄心，狄德羅那樣的雄心”。比較學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和訓練，其中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比較學者應該掌握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
比較文學并不是將兩部作品隨意拿來比較一通就大功告成的，它有自己的原則和方法。必須認真地學習比較文學的基本原理，了解比較文學的歷史和性質，掌握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只有建立在理論自覺的基礎上，才能從事科學的比較文學研究。
第二，比較學者應盡可能地熟悉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
比較文學研究的是文學關系，沒有深厚的文學素養(yǎng)是難以勝任的。而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特殊性還在于比較學者不僅要了解本國文學，還要了解外國文學，僅熟悉一方是不可能進行真正的研究的，即便貿(mào)然行事，也不可能作出準確的判斷。因此，努力并深入學習兩國或兩國以上的文學，是對比較學者的又一基本要求。
第三，比較學者應具備比較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和豐富的歷史知識。
各國文學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都是一定時代的產(chǎn)物。要進行可靠的比較研究，必須對研究對象的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tǒng)有一定的認識，否則就會失之片面或空泛。如研究中西古典愛情小說時，我們發(fā)現(xiàn)，中國的才子佳人小說與西方的騎士傳奇中女子的擇偶標準很不相同，中國深閨里的小姐希冀的是滿腹經(jīng)綸的才子，而西方的小姐或貴夫人則渴望勇武之士，由此折射出兩個民族源遠流長的政治制度的差異。
中國歷代實行文官治政，以科舉取士;而西方靠功業(yè)封地，崇尚武功。封建社會女子婚嫁圖的是終生有靠，中西方男人在社會上的不同地位和實力構成了中西女子擇偶的區(qū)別。這一解釋已經(jīng)深入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源。由此可見，要從事比較文學研究，需要掌握比較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并進行認真的思考。
第四，比較學者應努力掌握多種語言。
對于中國學者來說，除自己的母語外，至少應掌握一門外語。人類各種語言之間，有其可譯的一面，也有其不可譯的一面。語言往往植根于文化傳統(tǒng)之中，語言中的文化沉淀是造成其不可譯性的根源。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較兩個對象的特質，比較學者最好掌握第一手資料，僅靠翻譯是難解其中味的。這種情況在中西詩歌研究中尤為突出，中國有些很雋永的古典詩詞一譯成外文，就幾乎完全失去了原詩所蘊涵的韻味。
第五，比較學者應了解其他藝術形式、其他意識形態(tài)乃至整個文化領域的知識。
這是人們對比較文學寄予的厚望。錢鐘書曾倡導“打通”法，這種“打通”不僅表現(xiàn)在文學范圍內地域、時代、文類諸界限的打破，而且推向整個文化領域，體現(xiàn)為各個學科門類的匯通。這種突破學科界限研究文學的視野對比較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總結
比較文學所要求的知識結構似乎構成了對人的智力的挑戰(zhàn)，也唯其如此，比較文學才顯得更有魅力。美國比較文學教授布洛克在《比較文學的新動向》一文中充滿激情地說：“當前沒有任何一個文學研究領域能比比較文學更引起人們的興趣或有更加遠大的前途;任何領域都不會比比較文學提出更嚴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戀。”在從事比較文學研究中，我們深深體會到：人生苦短，學海無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