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軍事理論論文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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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軍事理論論文3000字篇一

　　《對中國國際定位演變的考察》

　　[摘要]對國家身份的準確定位,有利于一國明晰表達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利益和責任,制定準確合理的外交政策。研讀黨執(zhí)政后歷次黨代會的報告,梳理新中國外交關系和外交政策的發(fā)展變化,能夠清晰地發(fā)現(xiàn)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身份追求。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時間里,中國大致經歷了三種身份轉變:從一個秉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堅定革命者,轉變?yōu)橐粋€在謀求經濟發(fā)展中獨善其身的謹慎參與者,直至今天成為一個具有全球性利益的“負責任大國”。

　　[關鍵詞]身份;責任;黨代會;中國外交

　　[中圖分類號]D8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7-0041-05

　　一國的國際身份直接反映了該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和影響，同時也涉及該國的國家形象，是國家責任和國家利益的寫照。國家身份準確定位對于外交政策制定和國際戰(zhàn)略的謀劃非常關鍵。誠如鄧小平所言：“對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發(fā)生錯誤判斷的人，起碼不會有一個正確的國際戰(zhàn)略。”[1]中國在國際上的身份定位，一方面體現(xiàn)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責任。作為執(zhí)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對中國產生全方位的影響。而確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方針和路線的黨代會報告，可謂是中國最權威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所涉及的外交部分，包含中國共產黨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對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謀劃，對外交政策的部署。本文擬以黨代會報告為研究客體，歸納和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國家身份定位的表述，以考察國家身份的演變軌跡，拋磚引玉，以饗讀者。

　　一、八大至十一大：堅定革命者

　　1956年至1977年是新中國成立不久后的二十二年。這一時期，中國先后完成了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建成國家工業(yè)化，國民經濟有所好轉，但從國內來看，生產力水平仍然滯后，遠不能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求。而在國際方面，先有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重重封鎖和嚴厲打壓，后有因中蘇關系破裂引發(fā)的中蘇邊境緊張局勢，此時的中國可謂內外交困，生存和發(fā)展的總體形勢非常嚴峻。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先后召開了從八大到十一大四次黨代會，從中可以將中國外交政策的發(fā)展軌跡概括為從“一邊倒”到“兩個拳頭打人”，再到“一條線一大片”的戰(zhàn)略，而這些變化始終圍繞著一條主線，即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者身份。

　　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首要的外交任務就是結束近百年以來不平等的屈辱外交，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與影響，真正實現(xiàn)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結成共同戰(zhàn)線，拒不承認新中國政權，而蘇聯(lián)是當時第一個承認并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受當時國內外形勢所迫，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即新中國倒向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1956年的中共八大報告深入剖析了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侵略擴張的陰謀，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同侵略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既然消滅了依靠侵略發(fā)財、依靠殖民地和國外市場發(fā)財的階級，也就消滅了對外侵略的社會根源。而在帝國主義國家里，依靠侵略發(fā)財的集團是永遠不會自愿地停止侵略的。”[2]中國必須提高警惕，堅定立場，因此黨的八大強調：“帝國主義者還會繼續(xù)制造緊張局勢，還要壓迫一切他們可能壓迫的人民，戰(zhàn)爭的危險仍然存在。”[2]中國共產黨堅定表示：“我國人民對于保衛(wèi)祖國的獨立和安全是不怕付出代價的。”[2]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堅定不移的方針“是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事業(yè)而努力。”[2]101客觀而言，“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使中國獲得了蘇聯(lián)等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政治、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援。但這一原則也有其歷史局限性，因其沿用了國際政治中傳統(tǒng)的結盟方式，以蘇聯(lián)為一方盟主，必然制約了中國的獨立自主性和外交靈活性。不過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特殊的國內外環(huán)境下不得已的選擇，更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者身份的寫照。

　　20世紀60年代開始，中蘇在中印關系、國際裁軍等重要問題上的分歧越來越多，裂痕越來越明顯。伴隨著戰(zhàn)略合作衰落，雙方意識形態(tài)論戰(zhàn)也愈演愈烈，60年代初期的中蘇關系在惡性循環(huán)中走向最終破裂。與此同時，美國依然奉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中美關系仍然處于強烈的相互敵視狀態(tài)。因此，這一時期的外交政策被形象地稱為“兩個拳頭打人”或“反帝反修”的“兩條線”戰(zhàn)略，甚至提出“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口號。在這個背景下，1969年召開的九大對國際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當時世界存在四大矛盾，即“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3]這些矛盾的存在和發(fā)展，必然要引起革命。由此九大報告指出：“蘇修、美帝狼狽為奸，做了這么多的壞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會饒過他們的。世界各國人民正在起來。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時期已經開始。”“不論是戰(zhàn)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zhàn)爭，美帝、蘇修的日子不會太長了!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lián)合起來!埋葬美帝、蘇修和他們的走狗!”[4]中國將會“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fā)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系;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在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4]這次報告言辭激烈，顯示出這一時期中國在對外關系上更加激進，革命者的身份更加明晰。但這種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的外交戰(zhàn)略給中國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是新中國外交最困難的時期，也是在國際上最孤立的時期。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由于1969年蘇聯(lián)入侵珍寶島，在中國邊境地區(qū)不斷部署重兵，嚴重威脅中國的領土主權安全，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美國在這一時期深陷越南戰(zhàn)爭，加之經濟危機的沖擊等原因，使得美蘇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蘇聯(lián)的方向發(fā)展，迫使美國不斷向中國示好。根據形勢的變化，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也有所調整，主要特點就是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結成一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俗稱“一條線”，就是指按照大致的緯度劃出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一條戰(zhàn)略線，團結這條“線”外面的一大片國家，共同抗衡野心最大的蘇聯(lián)。但中國并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身份，1973年召開的十大指出：“我們要遵循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5]在外交原則方面，十大表明：“我們黨要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持黨的一貫政策，加強同全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團結，加強同一切受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干涉、控制和欺負的國家的團結，結成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特別是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我們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團結在一起，把反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5]

　　20世紀70年代，中蘇關系的破裂和中美關系的改善對世界戰(zhàn)略格局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世界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fā)展。中國成為一支獨立于兩個超級大國之外的重要國際力量，蘇美中大三角關系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構建。1974年，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運用階級分析法，對當時世界各種基本矛盾的發(fā)展變化和各種政治力量的分化改組進行了分析，認為蘇美兩霸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敵人。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受壓迫最深，反抗最烈，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軍。十一大認為，三個世界的理論“指明了當前國際斗爭的大方向，明確了誰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誰是主要敵人，誰是可以爭取、聯(lián)合的中間力量，這就使國際無產階級在世界范圍的階級斗爭中，能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反對主要的敵人。”[6]在此基礎上，十一大開始將中國定位成“第三世界國家”，指出：“中國是發(fā)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屬于第三世界。我們堅定地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地區(qū)的發(fā)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堅決支持他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捍衛(wèi)國家主權、發(fā)展民族經濟的正義斗爭。”[6]這一身份定位的變化，是基于中國對蘇聯(lián)已經“完全蛻變成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的判斷，中國希望通過強化“第三世界國家”的身份，與蘇聯(lián)修正主義劃清界限，同時爭取更多亞非拉國家的支持。

　　分析這一時期內的四次黨代會報告可以看出，中國始終懷揣共產主義信仰和建成社會主義強國的夢想，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秉承無產階級的階級觀和國際觀，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展開斗爭，堅決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因此，八大到十一大報告外交部分的主要特征就是，旗幟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團結社會主義國家，支持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運動。無論是對形勢的判斷還是對自身的定位，都體現(xiàn)了較強的革命意識。這一段時期，中國的革命者身份，決定了中國在處理對外關系時，充滿了激進的革命豪情，力求通過強硬策略，一雪百年屈辱，實現(xiàn)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對國際形勢緊張的判斷，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革命和戰(zhàn)爭的必要性，影響了中國的合理利益訴求。值得注意的是，對“第三世界國家”身份的認同，對于爭取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保障新生國家的安全意義重大。

　　二、十二大至十五大：謹慎參與者

　　70年代末，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上來，對自身外交身份的定位也發(fā)生了重大轉變。自十二大到十五大這一時期內，中國開始逐漸淡化階級斗爭思想，擱置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分歧，圍繞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在“和平”與“發(fā)展”理念的指引下，以謹慎參與者的身份，積極開展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化的外交，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積極與各國發(fā)展友好關系，并開始致力于倡導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為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爭取和平穩(wěn)定的國際環(huán)境。這一時期，中國對形勢的判斷更加務實，對自己身份的把握更加成熟穩(wěn)定，成為國際秩序的謹慎參與者。

　　1982年鄧小平在十二大上正式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概念，明確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7]即不同任何一個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既不以美劃線，也不以蘇劃線，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地決定自己的態(tài)度和對策，決不遷就于一時一地的事變，也決不受任何外部壓力的影響。十二大雖然仍強調“我們還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繼續(xù)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而斗爭。”[8]但工作重心的轉移也使中國共產黨逐步淡化階級革命的任務，認識到同主要大國搞好關系的必要性，認識到“要促進國內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大力擴展對外貿易。要盡可能地多地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外國資金進行建設，”[8]為“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的到來“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chuàng)造條件”。[8]可見，此時中國逐漸擱置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以一個平和的參與者身份融入國際社會。

　　1985年3月，鄧小平指出：“現(xiàn)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zhàn)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fā)展問題。”[7]鄧小平精辟地指出“和平與發(fā)展”是當今世界歷史發(fā)展兩大重要問題，對中國國家身份的轉變和和國際新戰(zhàn)略的謀劃奠定了基礎。1987年召開的十三大對國際形勢作了客觀的分析：一方面，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動下，“制止軍備競賽和侵略擴張，主張實現(xiàn)真正裁軍和早日解決地區(qū)沖突的呼聲日益高漲”，[9]這樣的國際形勢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另一方面，“‘熱點’一個也沒有消除，個別地區(qū)的沖突還存在著升級的危險。國際形勢真正實現(xiàn)緩和，還將經歷一個漫長、艱難甚至曲折的過程，各國人民仍須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9]因此，在外交策略方面，中國“將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動國際形勢朝著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繼續(xù)發(fā)展。”[9]十三大報告還明確指出：“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當代國際經濟關系越來越密切，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狀態(tài)下求得發(fā)展。在落后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尤其要發(fā)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縮小同發(fā)達國家的差距。閉關自守只能越來越落后。”[9]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參與度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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