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主義領軍人物胡適的蘇俄認知論文

吳曉

胡適對馬克思主義并不表贊同，這是眾所周知的。早在1919年，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討論中，他與李大釗曾有過一番不小的爭論;他與陳獨秀的分道揚鑣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贊同與不贊同的問題。

然而，1926年胡適在莫斯科只不過短短停留了3天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給友人的信中暢談自己的新鮮感受，對社會主義大加贊揚。那么，胡適怎么就去了赤色俄國首都莫斯科呢?這乃鮮為人知之事。

1925年3月，英國國會通過關于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專門組織了一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胡適、丁文江、王兆熙應聘為中方三委員。次年7月，胡適離開北京，經(jīng)哈爾濱，乘火車經(jīng)西伯利亞前往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是胡適從1917年留學歸國后，9年間第一次走出國門，心情顯得特別的愉快。

火車日夜兼程，穿過遼闊的原野和森林，終于駛進了胡適向往已久的莫斯科。他第一次來到這個赤色俄國的首都，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將在這兒住下來，休息幾天再前行英國。但胡適安不下心，他想利用這難得的機會，看看這個震撼過全世界，而且各國關注、議論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不顧旅途的疲勞，第二天他就去參觀莫斯科革命博物館，細細地翻閱俄國1890年至1917年革命運動的史料，邊看邊記，頗有感觸，很受感動。第三天，他正好遇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與他們一道去參觀、考察披著神秘面紗的莫斯科的監(jiān)獄，他們既聽獄方的情況介紹，又看了有關監(jiān)獄的材料，3人都很覺得滿意。同時，胡適又同他們討論蘇俄的教育，參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統(tǒng)計材料，印象也很不錯。胡適在莫斯科給友人的信中寫道：

我的感想與志摩(即徐志摩)不同。此間的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不是我們愛自由的人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毅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評蘇俄!

他欣然贊許道：“蘇俄雖是狄克推多(當時音譯為“專政”)，但他們卻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以由狄克推多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

同時，參觀革命博物館使他產生了一種深深的自責：“我又感覺一種刺激。我們這幾年在北京實在太舒服了，太懶惰了，太不認真了……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1890 —1917年的革命，真使我們愧死?！?/p>

胡適在莫斯科的時間安排得很緊，他認為這是考察與了解蘇俄極難得的機會。這樣，在最后的兩天內，他又詳細讀了一些關于蘇俄的統(tǒng)計材料，愈覺得自己的看法不錯。他想，對這樣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政治大試驗，至少“應該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這才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tài)度”。同時，也為這回不能久留俄國做詳細觀察調查，覺得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他打算回國之后，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請一批政治學者及教育學家，同來蘇俄進行較長期的考察學習。

胡適在莫斯科雖然只逗留了3天，但這個赤色首都給他的印象卻很深刻。一直到了倫敦和巴黎，他仍在激動中。他給徐志摩連寫了兩封信，談的仍是蘇俄的觀感，熱情稱贊“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jīng)驗的人”，稱贊莫斯科的人們“真有一種‘認真‘發(fā)憤有為的氣象”等等。

胡適的這些信寄回國內，先在朋友中傳觀，繼而在報紙上披露，在他的朋友中引起了頗大的反響。有人贊同，有人反對。當時國內北伐戰(zhàn)爭正在迅猛發(fā)展，革命空氣甚為濃烈，孫中山的“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適這時稱贊蘇俄，而且說我們“不配批評蘇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響應。然而，胡適的朋友卻大多驚詫不已。有的對他“贊成蘇俄的論調”發(fā)生疑問;有的勸他不要匆忙表態(tài)。徐志摩那時剛剛與陸小曼結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稱贊蘇俄的信，也不以為然，又看到他寄回的相片顯得有點瘦了，便開玩笑而風趣地說胡適“倒像一個鮑雪微兒(布爾什維克)”。其實，胡適在出國前一個多月，便發(fā)表文章贊揚過社會主義。他說：

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后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勞動者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者覺悟團結的必要。于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zhí)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服)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動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xiàn)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

人們讀到這些地方，往往以為胡適真的贊成蘇俄的社會主義，但胡適自己其實是說得很明白的，他并不贊成蘇俄的社會主義，他所贊成的是“新自由的社會主義”。他當時在給徐志摩的信中很認真地說“我是主張‘那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方法——采用三百年來‘社會化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面的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p>

但是，胡適所贊成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樣子的呢?胡適說：“美國近來頗有這個傾向，勞工與資本之爭似乎很有比較滿意的解決方法：有幾處地方尤其是Detroit(底特律)，很可以使英國人歆羨。”這就很明白了。胡適所贊成和歆羨的，正是美國牌的“自由主義”。然而，莫斯科留給他印象最深的，主要是蘇俄人的奮發(fā)精神和對教育的重視。

出乎朋友們意料的是，胡適在莫斯科還會晤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蔡和森，談他對莫斯科的印象，這也是蔡和森所沒想到的。然而，胡適后來卻批評共產黨的朋友，說他們以為“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而且責問說：“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義送給資本主義?”自由和民主已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必然趨勢，形成了強大的世界潮流。民主和自由絕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無產階級應該成為自由和民主的天然擁有者。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才明確指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里，“每一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不過，胡適倒也光明磊落，并沒有隱瞞自己的觀點，他所贊成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正是他所追求的美國式的“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