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漢英語言差異的表征及其文化溯源
淺談漢英語言差異的表征及其文化溯源
語言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和載體,“產(chǎn)生和演進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董廣杰1999:14)。”多樣性的語言存在于多樣性的文化之中,這種文化的差異,就可以通過語言,尤其是語言表征結構的不同,而得以體現(xiàn)。本文就是分別從語言的各個表征層面——詞語、句法、篇章,對漢英語言的差異做出分析,從而探究隱藏于語言差異之中的中西文化的不同,進一步通過分析這一差異,以期為母語是漢語的英語學習者的語言把握和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提高,提供一點借鑒和參考。
一、漢英語言的差異
分屬不同語系的漢英兩種語言,其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環(huán)境與背景都是迥異的,在語言表征的各個層面,也自然會存在相當?shù)牟町悺?/p>
1.詞匯的差異
(1)文字。語言的口頭表達形式先于文字產(chǎn)生,由于這一表達方式的瞬時性,使得其表達信息無法保留,人類又為語言賦予了具體的形式化表達,于是文字產(chǎn)生。漢字造字的特點是表形表音表義,漢字的象形文字是二維的,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平面介質的維度。漢語中的意義是從單個文字,再向詞匯、句子直至篇章擴展的。相比之下,英語作為字母文字,單詞是一維的,26個字母拆開沒有任何意義,一個單詞只能從開頭到結尾將所有的字母讀一遍才能知道整個單詞的意思。字母文字也有些詞也采用類似的構詞方法,比如后綴前綴的使用,但總體來說,英語表達一個新事物,更趨向于造一個全新的詞,而不是使用音形義的組合。
(2)詞匯。漢英語言詞匯上的差異主要表現(xiàn)在詞匯應用方面。抽象名詞的使用,在英語中比在漢語中要經(jīng)常得多,其數(shù)量也較多。英語中表示動作或特征的名詞,即名詞化的動詞和形容詞不計其數(shù),如conceptualization、modification,wisdom等,這樣形成的抽象化名詞,在英語中的應用極為廣泛,甚至在英語中,抽象名詞的使用,成為比較正式和規(guī)范的文章行文的一個特征。而這種情況在漢語中要少見得多。漢語中的抽象名詞,在形式上往往與形容詞動詞等沒有區(qū)別,更多的是一種理解上的不同,這依賴于語境和交流者的表達意圖。如“正確”這個詞,在“他是正確的”和“正確是相對的”這兩個表達中,分別是形容詞和抽象名詞兩種詞性,沒有英語中“correct”和形容詞名詞化的“correctness”這樣的區(qū)分。而這種詞匯層面的差異,一定程度上也與漢英兩種語言的句法結構有關。
2.句法結構的差異
漢英兩種語言,在句法上也存在很大差異。
(1)靜態(tài)與動態(tài)。英語是一種靜態(tài)性語言結構,動作意義常由同源名詞(這一點在詞匯差異部分也有提及)或其他詞類來表達,而漢語則有動態(tài)表達偏向,動作意義就直接用動詞表達,所以動詞使用頻率較高。英語趨向于少用動詞,而漢語則正好相反。其原因是英語動詞的造句功能比漢語小得多。英語的動詞受到嚴格的主謂關系限制,一個主謂關系中,只能有一個主動詞,這種對動詞的限制直接導致了動詞名詞化,即變動為靜,既保留了動詞的意義,又可以使句子精練、嚴密、客觀。所以在英譯漢過程中,我們常常會遇到需要變靜為動的情況。如:I am afraid I can’t teach you swimming. I think my little brother is a better teacher than I.譯為:恐怕我教不了你游泳,我想我弟弟比我教得好。這個例子中的teacher如果直譯為老師,對原文的意思和漢語的習慣都不適應,所以轉譯為動詞,其結果就更符合漢語的表達了。
(2)樹形與竹形。英語擁有很多形態(tài)變化用以表達各種語法關系,而且還有十六種時態(tài)變化,加之各類連接詞及從句,所以句子結構錯綜復雜。英語句子的核心框架是主、謂、賓結構,所有句子都依此基礎結構為基點向外延伸擴展,并不斷附以各種次要結構,構成一種葡萄樹狀結構,即在短短的主干上接掛著豐碩的葡萄。而漢語無形態(tài)變化,所以只有靠語序和虛詞來表示各種語法關系,動作的先后順利與語序對稱,即先發(fā)生先被表達,后發(fā)生后被提及,形成了一種線性橫向排列式的結構,某一意義或意群的敘述靠一系列的線性句法單位層層推進,逐步展開。這就像竹竿一樣,信息內容是節(jié)節(jié)相通而延續(xù)下去。
(3)形合和意合。英語是形態(tài)語言,詞語和句子的結構關系和思想表達,是通過語言形態(tài)變化和語言的形式手段來實現(xiàn)。句子成分之間必須要由連詞、介詞或關系詞相連接,語言間邏輯性較強,強調各成分間的從屬、平行、修飾及對比關系,是一種重形合的結構。而漢語則以思維直接外化于語言的方式表達思想,是一種間接表達,所以是非形態(tài)語言,詞和句是靠本身語義的貫通及對語境的依賴來體現(xiàn)其邏輯關系,成分間的輔助詞也比較少,各部分間的所屬關系也不會刻意體現(xiàn),語義搭配的合理性決定其語義信息的準確性,是重意合的結構。“漢語是意和(parataxis)語言,結構松弛,形散而神聚,用詞簡潔……英語是形和(hypotaxis)語言,結構嚴謹。”(馬秉義,2006)
3.漢英語言篇章結構差異
(1)角度與篇章鋪陳的思維。 漢英語言在行文中闡述觀點時的人稱用法是不同的。在雜文,評論中,英漢文章都用第一人稱,但漢語文章則大多用第一人稱復數(shù),即“我們”,英語文章中這樣的用法明顯少于同題材的漢語文章。而在篇章論述時的思路鋪陳方面,英語是直線型;而漢語則屬螺旋型。所謂直線型(linear),即段落呈直線型展開,先有主題句,后接自然銜接的例證句,而后收尾;或與此相反,先有例證句,最后以主題句收尾,其間不附加任何與主題無關的內容。所謂螺旋型(spiral)是指作者不直接論證段落主題,而是在主題外圍論述,從各種間接角度來說明問題。另外,英語是主語顯著的語言,它突出的是主語;除省略句外,每個句子都必須有主語。而漢語則是主題顯著的語言,它突出的是主題而非主語。漢語篇章中某些句子的主語有的可以省略,有的必須省略,否則理解起來就會比較別扭。
(2)漢英語篇的銜接差異。就句(包括完整句與分句)與句、段與段之間的銜接而言,英語與漢語所用的方法與手段也有所不同。就像上面討論的,英語語法比較嚴密,是重形合的語言。這一點體現(xiàn)在篇章中,就是各個句子、語段或段落通常由一定的功能詞,如and,but,if,as,therefore,when,however和某些特定短語、分句等相連接起來。這些功能詞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較、轉折、讓步、條件等等。在主從復合句中,各分句主次分明,從屬分句須由主從連接詞引導。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則用并列連接詞或分號、逗號相連。而重意合的漢語,一些句子或分句有時不分主從關系,而只是并列在一起,通過意義連接起來,功能詞或連接短語用得較少,古漢語與現(xiàn)代漢語往往都會有這樣的現(xiàn)象。
二、中西文化的差異
中西語言表征不同體現(xiàn)中西文化的差異。“語言是文化的冠石——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化(鄧炎昌1989:159)。”因此,研究文化的差異,從語言表征的不同入手,或許不是惟一的手段,但一定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手段。通過中英兩種語言,能看到以下中西文化的不同。
1.詞匯
詞匯應當是語言各要素中與文化關系最為緊密的一項,民族的性格和思維特點,可以由這個民族所使用文字的特點體現(xiàn)。中華民族的思維特征,包括重整體,重綜合,重含蓄等。(董廣杰1999:15)這一點正好被完美地反映在中國人的文字形態(tài)上。中國漢字,正如中國建筑一樣,講究平衡對稱的美感,布局均勻,格調圓滿,每個字都體現(xiàn)出和諧之美,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思維特點。我們再把目光投入西方。重視自我,是西方文化和西方民族意識中很重要的一點,可以說,西方是個人主義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自然孕育出個人主義的文化,其強調的是吾生而獨立,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生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尊嚴,生而具有存在的價值。這一切反映在英語語言中,就表現(xiàn)在英語字母沒有意義,只有大寫的“I”有意義。每個字母都是存立獨在的個體,只有經(jīng)過不同方式的組合成單詞,才會具有意義。
2.思維
中國人的綜合分析思維,注重直覺和具體思維、重悟性、重整體,因而形成一種強調意流的思維定勢,而這種思維,卻相對忽視了對邏輯的形式論證考量。反觀西方,其重邏輯思維、重理性和抽象思維的定勢,則比較強調以實證為基礎的形式論證和社會規(guī)約,因而形成一種理性思維定勢。這一切反映在語言表達上,則如上面討論過的,漢語喜歡用動詞,形容詞等具體性的詞,而英語傾向于用抽象名詞表達同樣的內容。在句法和篇章上,漢語文章主要靠意合方法銜接,強調歸納,所以“得意而妄言”,“言有盡而意無窮”等思想,一直是中國文人墨客所崇尚的寫作理念,故而也同樣成為中國人表述思想的風格。而英語靠形合的手段銜接,演繹推理的思維在篇章上也展現(xiàn)無遺。
3.重個體與重群體的差異
中國傳統(tǒng)哲學以人為中心。不論是孔子的“天地之性,人為貴”還是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都強調人的首要性。中國人受傳統(tǒng)哲學思想的影響,萬物相生相克,有機聯(lián)系。自古以來,漢民族就把自然與人看成是一個和諧而有機的整體,即所謂的“天人合一”。群體文化,是中國的人文精神的一貫主張,這一主張,自然引發(fā)了對集體觀念,和社會人格的推崇,而反對個體人格及個人主義。含蓄,往往體現(xiàn)在中國人的說話與文章之中,經(jīng)常是從很遠的相關外圍問題入手,先做充分的鋪墊,之后才進入主題,這樣才覺得夠謙虛,夠儒雅,不唐突、有余地。人的主體意識和重要性,在中國人的意識中是相當強的,而講英語的西方民族從最初就把自然界置于與人對立的位置,使自然界成為被人所改造、征服的對象,西方思想中,人生來就是要認識自然、統(tǒng)治自然的,人是主宰世界的萬物靈長。個人價值由可獨立于群體的自我而體現(xiàn),個人價值被置于整體之上。他們更加重視客體意識,思維的目標往往指向外界,探求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另外,在中國,古代社會強調的是國家、皇權的權威;現(xiàn)代社會強調的是集體主義和集體的力量。而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和意見一直是被弱化的。這種文化、思維方式的差異,反映到語言上就是漢語喜歡用人的詞做主語,而英語則趨向于用非生物的詞做主語。在語篇結構中,敘述視角喜歡用第一人稱復數(shù)。
三、結語
通過以上對漢英兩種語言在詞、句、篇各個層面表征差異的分析,及由此進一步的對中西文化差異的淺析,不難看出,文化的差異,可以從其載體與構成的語言的差異進行探究,而語言的不同,又可以從文化中找到證據(jù)與根源。將這一點運用到外國語言的學習中,通過對脫胎與本族文化的母語,和衍生于異族文化的外國語,二者之間的不斷地對比、比較進行語言學習,可以想見,在學習效果上必定是事半功倍的。所以,作為外語學習者,對外語所在文化的了解與把握,同樣是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跨文化交際能力,同樣是評判跨語言交際能力一個重要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