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英語的普及和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論文
全球化時代英語的普及和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論文
在中國當前的的語境下,有兩種傾向值得我們警惕:過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視了文化本土化傾向,結果會使中國文化喪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過分強調文化本土化、并以對全球化的敵意來排斥一切外來影響也會產生另一種形式的文化民族主義。后者很可能會使中國的國際文化交流和學術交流后退,甚至給經濟建設帶來障礙。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全球化時代英語的普及和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相關論文。僅供大家參考!
全球化時代英語的普及和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全文如下：
提 要：探討全球化這個現(xiàn)象已成為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前沿理論課題。本文從全球化時代英語的普及以及對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沖擊入手,提出了一些相應的對策:既迎接全球化的挑戰(zhàn),掌握英語這一文化傳播工具,同時又在與西方學術界的交流中借助英語這一工具提出中國批評的策略,最終達到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因而一味反對英語的普及只能使對外開放的大門關閉,而全盤西化則會導致中國文化身份的失卻。
關鍵詞：全球化;英語;批評話語;后殖民
在所有的主要國際性語言中,英語毫無疑問是最為普及和最具有影響力的一種語言,這不僅體現(xiàn)在東西方的學術研究中,同時也體現(xiàn)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對外貿易中。既然我們現(xiàn)在處于一個全球化或跨國資本化的時代,那么英語的功能也就變得越來越明顯,因而也就對在世界范圍內使用十分廣泛的其他語言構成了挑戰(zhàn)。
20世紀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這個中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英語對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著極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已成了不可缺少的東西,它毫無疑問是中國目前使用得最為廣泛的一種外國語言。許多科學家把英語當作與國際社會進行交流并推廣他們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也有少數(shù)人,特別是一些從事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觀念老化的人文知識分子,則對英語在全球化時代的普及和滲透感到憂心忡忡,他們甚至擔心,英語的普及或許會損害中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國的文學批評話語"殖民化"。
本文的寫作實際上是對中國的批評界和知識界流行的文化"非殖民化"嘗試作出的回應。全球化語境下英語的普及和文化滲透性在當前這個全球化或跨國資本化的時代,英語在我們的科學研究和知識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于近來人們對國際互聯(lián)網的使用。在我們的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領域內,特別是英語語言文學系科,我們不得不面臨著近幾年來風行于英語國家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產生的巨大影響,因為它作為一門跨學科的學術理論話語,目前已經進入了中國的批評理論界。有些人甚至認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為經典文學和傳統(tǒng)的文學研究敲響了喪鐘,另一些人則懷著喜悅的心情歡迎這種沖擊波,以便借此機會擴大帶有精英意識的文學經典的范圍,甚至對之進行重新建構。
確實,文化研究已經在近幾年里逐步介紹到了中國,并在中國的批評界得到討論,這是伴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在中國語境下的辯論日漸衰落后的一個事件,基本上與關于后殖民主義或后殖民性的討論同步進行。毫無疑問,文化研究是英語世界的最新現(xiàn)象,它甚至對精英文化和經典文學的研究也構成了挑戰(zhàn)。所謂語言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象征著美國的語言霸權,因為它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力量已經對英語本身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謂的"美國英語"(American ism)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因此探討英語的普及而不涉及文化研究的盛行就無法將其與中國文化和批評話語的"非殖民化"相聯(lián)系。
在我看來,任何文化或文學現(xiàn)象,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可以在一種國際視角中被當做一個"文本"來考察。同樣,任何文化或文學,假如要被放到一個廣闊的國際語境中來考察或試圖更為有效地與國際社會或學術界進行交流,那么它就別無選擇地要借助英語之中介才能發(fā)揮作用。這對于中國的后殖民研究者大概是一個悖論:一方面,他們試圖使中國文化和批評話語非殖民化以便捍衛(wèi)并保持中國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為了能夠更有效地同西方學術界進行交流和對話,他們又不得不用英文來發(fā)表自己的著述,因為英語是當今學術交流唯一有效的國際性語言。
為了論述的方便,我首先略述一下文化研究的歷史和在西方的研究現(xiàn)狀。正如同其在西方的情形一樣,文化研究并不指向傳統(tǒng)的精英文化,而是專指當代非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甚至包括消費文化和傳媒文化。但另一方面,就文化研究所涉及領域而言,它無疑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1)專事后殖民寫作/話語研究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其中包括愛德華·賽義德(EdwardSaid)的東方主義概念的建構以及對此進行的意識形態(tài)的和學科層面的批判,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從解構和第三世界女性批評家的立場對帝國霸權的批判,以及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有意混雜民族和文化身份進而消解帝國話語的后殖民批判理論。當然隨著國際性的后殖民討論的進一步深入,巴巴的理論越來越有影響和沖擊力,特別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學者和批評家有著極大的誘惑力,因為他們目前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下最為關注的現(xiàn)象是民族身份和散居民族(Diaspora)文化問題。
(2)以專注某一特定區(qū)域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為主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區(qū)域研究(areastudy),例如目前對東西方學者都有著誘惑力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qū)研究等。在這一框架下,諸如全球化問題、反帝國主義的策略以及亞洲認同等問題都成了研究者們關注的對象。尤其是近幾年來的亞洲金融危機更是成了學者們無法回避的問題,因為它可以說是全球化給經濟界和金融界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
就我們所從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而言,我認為,文化全球化作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直接結果,完全有可能帶來兩方面的后果:其積極的意義在于,它使我們的文化工業(yè)和學術研究直接受到市場經濟的制約,而非僅依賴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因而使得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關系更為密切;它的消極方面則體現(xiàn)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的生產或非市場指向的文化生產變得越來越困難,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新的等級制度。
在中國當前的的語境下,有兩種傾向值得我們警惕:過分地夸大文化全球化的作用以致于根本忽視了文化本土化傾向,結果會使中國文化喪失其固有的民族身份;過分強調文化本土化、并以對全球化的敵意來排斥一切外來影響也會產生另一種形式的文化民族主義。后者很可能會使中國的國際文化交流和學術交流后退,甚至給經濟建設帶來障礙。
(3)專注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其特征是把注意力從過去的政治取向的女權主義文化政見轉到注重女性自身的生理和生物屬性,在一個多元文化的語境下不以全然對抗的立場出現(xiàn)。在這一方面,婦女的文化身份被重構為一種雙重邊緣的力量,她們經歷著從邊緣向中心的運動,最后的企圖在于消解舊的中心,重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男性意識的女性話語。在最近幾年里,隨著女性寫作在中國的繁榮,女權主義批評和婦女研究對男性和女性學者都越來越有吸引力。
(4)專注影視、廣告業(yè)和其他屬于大眾文化形式的傳媒研究(mediastudy),其中自然包括以語言作為文化傳播媒介的翻譯研究,這也許是當前的文化研究者最為關心的問題。面對非精英取向的文化研究的強有力沖擊,經典文學和精英文化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zhàn)。
國際互聯(lián)網這一第四媒體的普及也給虛構文學以及傳統(tǒng)的電影和電視工業(yè)帶來了嚴峻的挑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的領地變得越來越狹窄,因而毫不奇怪,不少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對下一個千年文學的前景感到憂心忡忡。這就是我對文化研究在當今西方和中國之情形的理解和描述。應當指出的是,文化研究的這些方面都是通過英語的普及或英語的語言霸權主義的強力而實現(xiàn)的,因此毫無疑問,這已經顯出了全球化時代不可避免的種種癥候。據說在這一時代,人人都必須學習用英語閱讀和寫作,并用英語進行交流,若不想把自己孤立于國際社會,他/她都不得不面臨英語的滲透。因而人們便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面對英語的巨大影響,如何才能保持民族和文化身份的特征?顯然,在全球化和跨國資本的語境下,人文學者們都認為,英語確實作為一種新的霸權在發(fā)揮著作用,沒有它,人們就無法跟上國際科學技術和學術研究的最新進展。
隨著英語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來越引起東西方學者的關注,因為他們已不只是在自己的國家或地區(qū)發(fā)揮作用了。正如霍米·巴巴的混雜(hybridity)理論所顯示的,隨著全球化時代文化旅行和文化傳播的進行,人們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也變得愈益模糊。一個人不管是身處中心(第一世界)或邊緣地帶(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時在中心和邊緣發(fā)揮作用,就像那些沒有中心、沒有總部、同時也不受本國政府管轄的巨型跨國公司的運作方式那樣。同樣,中國和西方的一些有著雙重身份和國際知名度的學者也可以同時在東方和西方的學術領域發(fā)揮作用。由于他們頻繁的國際性交往和活動,他們的語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這樣,英語就義不容辭地成了使他們得以與外界進行交流的唯一手段。
一方面,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不遺余力地向國人介紹西方學術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以便借此來更新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用英文寫出學術著作,在國際主要學術期刊上發(fā)表或在國際知名的大學出版社出版,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國際學術界的承認。對于這一現(xiàn)象,我們自然應予以重視,因為它在我們的文化研究領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作為"地球村"里人們使用最為廣泛的一種國際性語言,英語的影響正變得越來越廣泛,特別是在那些現(xiàn)代化進程快得使人難以預料的國家和地區(qū)更是如此。在這些國家,現(xiàn)代化在某種程度上說來幾乎等同于西化。
在當今的中國,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加快,英語的普及具體體現(xiàn)在下列幾個方面:1 各主要大學,都有英語系或以英語為主的外語系(院),它們代表著中國的外語教學與研究水平,而其他的外語教學和研究則發(fā)展緩慢,有的甚至呈萎縮狀況。
2 所有的大學生和研究生都應把英語課當做一門必修課,而不管他們今后所要從事的工作需要與否。3 博士研究生在撰寫博士論文時,不管是什么領域的,都必須使用原文資料,通常是英語資料,只有這樣才能有所創(chuàng)新,才能提交答辯并通過。4 任何學者或研究人員要想申請高一級的職稱,都必須首先通過一門外語(通常是英語)考試才能申報。5 在幾乎所有的城市中學(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小學)和許多農村中學,學生都必須學一門外語(通常也是英語)才能拿到畢業(yè)證書,等等。英語除了在中國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使用外,還廣泛地應用于商業(yè)和貿易業(yè)務或消費和廣告業(yè)務。
毫無疑問,中國的英語教學正在日益繁榮,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在英語教師的收入上,他們比其他語種的教師,顯然收入要高一些。這一切都無可辯駁地顯示出,中國的學術研究正變得越來越國際化或全球化,也越來越規(guī)范化。如果沒有英語的中介,這肯定是無法實現(xiàn)的。這不僅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料也無法抗拒的歷史之必然。
因而現(xiàn)在的情形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不管你喜歡與否,你都必須懂一些英語,沒有這一技能你就無法成功地在當今時代生活和工作下去。中國文化和批評話語必須"非殖民化"嗎?由于全球化的到來,中國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無可替代的地位和獨特價值。作為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一個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對中國的知識生活以及文學寫作和批評話語有著更為深刻的影響。
學者們不得不感到自己實際上處于(文化)全球化的進程中。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已能使用互聯(lián)網來從事學術研究,文化全球化實際上已經使我們更為方便地直接與國際社會和學術界進行有效的交流。在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界,有些學者借助英語花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把西方在批評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里的最新研究成果翻譯成中文介紹給國內同行,旨在影響并更新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批評。自80年代初以來,諸如形式主義、新批評、現(xiàn)象學、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后結構主義、闡釋學、接受美學、新歷史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評理論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馬燈一般匆匆進入中國當代文壇和思想界,對中國的文學理論批評及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與此同時,或更早一些,幾乎西方所有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大師的主要作品均翻譯成了中文,對相當一批中國當代青年作家所產生的影響甚至超過許多中國作家所產生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也出現(xiàn)了一些不健康的傾向:一些理論功底和英文水平都相當差的青年學者為了追逐流行的時尚,在自己的批評理論著述中大量濫用從西方借來的批評術語,造成的結果是,連本專業(yè)的同行都讀不懂他們的文章。這顯然不利于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與國際文學研究界進行平等的對話。因此,毫不奇怪,他們的激進作法使恪守傳統(tǒng)的那部分中國學者不滿甚至惱怒,因為在這些學者看來,中國是一個文學和理論批評大國,但在國際理論批評爭鳴中發(fā)不出自己的聲音,中國學者卻沒有自己的批評話語。
出于對重建中國批評理論話語的關心,這些學者號召建立自己的批評理論話語,并將其視為中國的文化"非殖民化"進程中的一種后殖民策略。在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建立"中國學派"的聲音再度進入人們的耳際,這尤其在一些關于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的研討會以及一些刊物上發(fā)表的批評論文中可見端倪。顯然,在這些人看來,全球化和外來影響不可避免地與中國文學的發(fā)展以及中國批評話語的建構相對立,因而也就成了中國文化及其理論批評話語的"殖民化"的主要原因。當然,在這一影響中充當中介的正是英語的普及。
如果認真地考察這一現(xiàn)象,那么我們就應當說,認為中國文化和批評理論話語是否"被殖民"應視不同的情形而定,決不可一概而論。有些人認為,英語的普及是過去20年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從內容到表達形式(話語)全盤西化的主要原因,因為許多理論教義和文化學術思潮都是通過英文的中介進入中國文化界的。結果,中國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評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話語,如果他們在國際論壇上不能用英文發(fā)言的話,甚至連自己的聲音也喪失了。
另一些人則認為,通過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來實現(xiàn)中國文化的非殖民化是必要的,這在80年代初比較文學在經歷了漫長時間的"沉默"后再度勃興時曾頗有吸引力,但在當前這個多極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這種建立學派的嘗試實際上是過時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義"(Westcentrism)的翻版,即所謂的"中國中心主義"(China centrism)。他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有那么多中國人學習英語以致于掌握英語與否竟成了衡量一個人是否品味高或學識淵博的標準?而與其相對照的是,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懂中文的人卻很少,更不用說把握中國文化和哲學思想的內在精神了。
中國學生或學者為了能出國深造,首先得通過英語考試,而那些來中國工作的西方專家卻不必學漢語,他們來中國做生意或旅游往往都由年輕的中國翻譯或導游陪同。這難道不是一種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嗎?我們并不否認上述現(xiàn)象確實存在,但是要探討這些現(xiàn)象,還得采取一種辯證的態(tài)度進行考察分析。應當承認,這些學者也有自己的理由擔心英語在國際社會的滲透性力量和語言霸權,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國文化和理論批評話語的"殖民化"現(xiàn)象。
實際上,自90年代初以來,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的引進,中國的文化學術界曾出現(xiàn)過一股"后學熱",尤其是"后殖民熱"成了中國的語境下反對所謂西方文化新殖民主義滲透的一個對抗性策略。中國許多的"保守主義者"確實認為,早在20世紀初,中國文化和文學話語就"被殖民"了,自五四時期以來,中國的語言變得越來越歐化或西化,因而這一歷史責任是推卸不掉的。確實,在那以前的中國文化和文學基本上不大受到任何西方影響;同樣,中國對外開放以來,各種西方學術思潮和文化理論蜂擁進入中國,對中國現(xiàn)代文化和文學話語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在這方面,魯迅的"拿來主義"原則直到今天都很有影響。
當然,這既是一件好事,同時也是一件壞事:對于中國文化和文學走向世界進而躋身世界文化和文學的主流是頗為有益的;另一方面,這些理論思潮的進入無疑淡化了有著悠久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和民族身份,使其"被殖民"了。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這樣一種兩難正變得越來越明顯,同時也使我們越來越擔心中國文化和文學批評的前景。
實際上,在我看來,解決這一兩難并繼續(xù)對外交流決不意味著貶低中國文化或消解文學話語,因為這是中國文化和文學所經歷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一種必不可少的犧牲。在對中國文化和文學批評中的現(xiàn)象作了這番詳細考察之后,我覺得對這些復雜的現(xiàn)象應采取一種辯證的態(tài)度。英語的普及并不一定會導致中國文化和文學批評話語的"殖民化",我們完全有必要在過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氣通過英語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學作品翻譯介紹到中國,因為這肯定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榮中國文學和文化。
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美學價值和深刻思想也越來越得到西方漢學家以及普通大眾的承認。英語的普及也會幫助我們把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內在精神介紹給外部世界。
在這方面,我們的科學家已經先走了一步,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為什么不能也這樣做呢?就拿我所從事的比較文學研究來說吧,這是當今中國最具有國際性的學科之一。如果我們承認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第一階段以接受-影響(特別是西方文學是如何影響中國文學的)為特色的話,那么我們將進入的第二個階段就應當以更多地關注中國文化和文學在全世界的傳播為主。這樣,用英文來發(fā)表我們的研究成果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在這方面,我們的科學家同樣又走在了前頭,他們用以衡量其科研成果之價值的一個標準就是看有多少成果(用英文)發(fā)表在世界一流刊物上,而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則處于剛剛開始的階段。
因而通過英語的中介把中國文化的光輝遺產及其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介紹給世界肯定是極為有益的,這樣,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就會了解真正的中國究竟是何面貌,而無須從那些出于無知或偏見對中國誤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寫出的著述中來了解中國及中國人民。這樣看來,強調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著取消英語及其教學的普及和提高,因為盡管中國過去曾受到部分地殖民化,但中國文化并沒有被殖民。與其相反的是,一些試圖使中國文化殖民的外國人不是被"漢化"就是深深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只有全面地提高英語水平,我們才能更為有效地與國際社會進行交流。
因此,英語的普及與中國的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并不矛盾,倒是借助英語,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并建構中國批評話語。中國批評話語建構過程中英語的作用自從中國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實際上也就進入了全球化的機制,而中國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更是從機構上完善了這一進程。因此,它無法回避無情的"叢林法則"(lawofjungle)。
可以預見,英語將在人們未來的生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地球村"里,可以很容易地彼此進行交流,既交流對不同論題的看法,同時也就某些重大的項目進行通力合作。如果我們各自總是講自己的母語的話,那么有著數(shù)百種語言的世界將亂成什么樣子!我們肯定要商定以一、二種相對說來為較多的人使用的國際性語言作為我們交流的工具。
港澳臺同胞在與我們交流的過程中一般很自覺用普通話;我們的北歐合作伙伴也自覺地使用英語作為語言,因為就其使用的廣度和普及的程度而言,英語都是最為理想的國際性交流語言,因此我們不得不在國際交流中使用它。
為了使我們的研究成果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承認,我們也必須用英語撰寫我們的主要著述,或者將我們的重要觀點翻譯成英文,這大概令那些觀念保守者大為失望。他們會問:既然世界上使用漢語的人最多,為什么國際著名刊物都是英文刊物呢?為什么諾貝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委員(除個別委員外)竟不能用原文閱讀中國文學作品呢?確實,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數(shù)位居世界第一,但有沒有可能讓全世界的人統(tǒng)統(tǒng)用漢語來進行交流呢?這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
不僅是因為中國政府不能向所有有興趣選修漢語的各國學生提供資助,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漢語是世界上最難掌握的語言之一,甚至在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眼里也是如此。此外,漢語的方塊字也無法與國際流行的語言系統(tǒng)或因特網相兼容。
既然英語已經成了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數(shù)最多(或作為母語,或作為一種官方交流語言,或作為第一外語)的一種國際性語言,那我們?yōu)槭裁床荒苁褂盟鼇斫涣髂?應當認識到,這是我們不得不做的一種選擇,否則我們就將再度使自己孤立于國際社會和學術界?？梢岳斫?在我們的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領域內,學者們非常擔心中國文化和文學批評話語可能遭遇到的"殖民化"。但應對的策略不應當是阻止人們學習英語和用英語來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如果我們掌握了英語,盡管它不是我們的母語,我們仍然可以運用它在國際學術界發(fā)出我們的"聲音"。反之,如果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只能與一些外籍華人和少數(shù)漢學家進行交流,那造成的損失將是無法彌補的。
值得慶幸的是,學習中文在國外越來越普及。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不僅為了和中國做生意而學習漢語,而且還為了能更好地掌握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精神實質。這一點完全可從中文熱在全世界的興起見出端倪。
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什么啟示呢?過去,當中國處于落后狀態(tài)時,這種現(xiàn)象顯然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那些對與中國做生意頗有興趣的人只是學一些語言以便和中國的合作伙伴進行談判,而現(xiàn)在,由于西方文化已經發(fā)展到了盡頭,并暴露出一些無法解決的危機,因而一些西方有識之士認為只有從他種文化(例如中國文化)的視角來反觀自身才能有助于解脫自身的危機。
因此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的強大,隨著中國文化的精神實質愈益為世人矚目,越來越多的西方青年來到中國并非只是為了學習語言,而是在掌握語言技能后繼續(xù)攻讀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但是在他們的初學階段,為了使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文學產生興趣,我們可以用英語給他們做這方面的講座,當他們覺得用英語講授中國文化課會失去一些東西時,他們就會更傾向于直接聽用漢語講授的課程。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以及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穩(wěn)步發(fā)展,漢語將在未來的國際交流中顯得越來越重要,并且越來越普及。
若希望那樣一種情形得以實現(xiàn),我們就只有在現(xiàn)階段重視英語學習,利用英語來普及中國文化和文學,而非使之"殖民化"。也許可以這樣說,我們現(xiàn)在努力多學英語是為了將來少講英語。但這一天的到來似乎還有著漫長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