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地區(qū)對華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分析
關鍵詞：
東亞，外商直接投資，貿易平衡，順差轉移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隨著中國出口的迅速增長以及外貿順差的擴大，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也愈演愈烈。尤其是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越來越多，而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則是中美貿易摩擦的一個焦點。在美中貿易逆差問題上，美國政府及許多學者都認為主要是因為中國過度保護本國市場，人民幣匯率的過度低估，以及中國企業(yè)的傾銷行為所致?；谶@一認識，美國政府一方面要求中國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提高人民幣匯率；另一方面要求中國對美國開放市場，并對中國企業(yè)頻頻發(fā)起反傾銷調查。而中方則強調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原因是由于美國限制高技術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因此要求美國政府放寬對中國出口的限制，以平衡兩國的貿易。筆者認為，雙方的分歧實質上涉及到投資與貿易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問題。因此，深入研究外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并在此基礎上優(yōu)化我國的外資及外貿政策，對于我國的外貿發(fā)展及平息貿易摩擦具有非常重要意義。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平衡的影響機制主要體現(xiàn)為三種效應：第一，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等亞洲地區(qū)的主要對外投資體通過對華直接投資，將其對美的貿易順差轉移成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形成所謂的順差轉移效應(surplus-shifting effect)；第二，市場導向型的美國對華投資企業(yè)在我國市場的大量銷售，減少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形成所謂的貿易替代效應(trade- substituting effect)；第三，成本導向型的美國對華投資企業(yè)的產品大量返銷美國，擴大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形成了所謂的貿易創(chuàng)造效應(trade- creating effect)。以上三種效應，明顯擴大了中美貿易順差，對中美間因貿易不平衡所產生的摩擦有著非常關鍵的作用。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一個方面，并且主要分析東亞地區(qū)(主要是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對大陸直接投資的貿易順差轉移效應。
二、文獻回顧及研究現(xiàn)狀
關于貿易與投資的關系，國際經濟學界已經有不少經典論著。早在1957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羅伯特·蒙代爾(Mundell，R·A.)就對貿易與投資的替代關系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是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文獻。蒙代爾利用標準的兩國家、兩產品、兩生產要素的模型分析了兩國在技術水平相同、生產函數(shù)一致的情況下，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關系。Mundell 的結論是，在兩國產出效率相同的情況下，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相互替代的關系。貿易壁壘的存在會導致資本的流動，而資本流動的障礙則會產生貿易。貿易與投資之間的這種替代關系從“關稅引致投資”的實踐中得到了驗證。
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小島清通過對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發(fā)現(xiàn)，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不僅會產生替代效應，而且也存在貿易創(chuàng)造的效應。他認為，外商直接投資(FDI)作為一種將資本、技術、經營知識等一攬子轉移的活動，本來就是以兩國存在著不同的生產函數(shù)為前提的。通過要素的移動，F(xiàn)DI所帶來的先進生產函數(shù)，將逐漸在東道國普及和固定下來，從而使東道國整個產業(yè)的生產技術和生產函數(shù)發(fā)生積極變化。FDI對東道國生產率的積極作用，會使得東道國的產業(yè)結構不斷提升，從而增強了東道國的出口能力，最終的結果是為東道國創(chuàng)造了新的貿易機會。但是，外國直接投資對貿易的創(chuàng)造和促進作用有一個前提，即“要從投資國潛在的比較劣勢產業(yè)進行直接投資，提高投資接受國有潛在比較優(yōu)勢的產業(yè)的生產函數(shù)，并使之成為顯在的比較優(yōu)勢產業(yè)。”假如投資的產業(yè)方向相反的話，則不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故此，小島清把對外直接投資分為“順貿易導向型”和“逆貿易導向型”兩類。和Mundell的理論相比，小島清的理論更全面，更能解釋不同發(fā)展水平的國家之間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更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實際(小島清，1978)。
可以看出，以上經典理論是對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活動所做的解釋。Mundell是從美國的對外投資動機的角度進行分析并提出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性作用的看法，小島清則是從日本對外投資的動機的角度提出投資對貿易的創(chuàng)造效應的看法。這兩種理論解釋了兩類不同的國家對外投資的情況。但事實上，在國際投資活動中，即使在同一國家，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效應和創(chuàng)造效應都是同時存在的。投資與貿易之間的關系主要不取決于國家之間的整體技術差異，而是取決于不同國家的同一產業(yè)之間是否存在產出效率的差異。如果兩國的同一產業(yè)間不存在技術鴻溝，則兩國間在該產業(yè)中的投資就會對兩國間的貿易產生替代，而如果兩國間該產業(yè)存在生產效率的差異，而且兩國對對方的投資是依據“邊際產業(yè)”的次序進行的，則對外投資不會對對外貿易產生替代效應，但會產生貿易創(chuàng)造效應，這就是小島清所說的順貿易投資。如果兩國對對方的投資不是從邊際產業(yè)開始，則貿易替代效應會大于貿易創(chuàng)造效應，這種投資就是小島清所說的逆貿易投資。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蒙代爾和小島清的理論只涉及到了外國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和貿易創(chuàng)造效應，都沒有提到外商直接投資的順差轉移效應。這可能是因為在當時由于對外貿易的不平衡所導致的貿易摩擦還不明顯，尤其是對美國和日本來講并不明顯。
近年來，由于中外貿易摩擦不斷增多，關于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平衡的研究也大量涌現(xiàn)。但是，以往的研究存在以下幾個缺陷：第一，大多只是將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通過回歸分析，揭示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奚君羊，劉衛(wèi)江， 2001；沈國兵，2005)。從國別的角度出發(fā)，研究外國對華直接投資與貿易平衡的關系的學者還非常少，國外的學者中只有Fung和 Lau(2003，2004)，以及James Burk (2000)做過一些研究，而國內的學者中，林桂軍等人做過一些研究，其研究側重于從所有權的角度估計在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企業(yè)所占的比重，是一個比較新的角度，但其研究在數(shù)據來源及計算方法上還不成熟，因此結論也值得商榷。第二，國內外的研究中涉及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應和貿易創(chuàng)新效應的文獻有Fung和Lau(2003，2004)，楊來科(2006)等，但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順差轉移效應的研究還沒有見到。因此，這是本文研究的初衷。
三、東亞地區(qū)對華投資與中美貿易平衡：順差轉移效應的表象
東亞地區(qū)一直是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從東亞地區(qū)近年來的對華投資與貿易的數(shù)據分析，可以看出，東亞地區(qū)的對華直接投資有一種明顯的順差轉移效應。這些國家(或地區(qū))把其對美國和歐盟的大量的貿易順差轉變成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貿易順差。這種順差轉移效應體現(xiàn)為三種背離現(xiàn)象：
背離之一：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地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不斷增長的同時，我國對以上國家和地區(qū)的貿易平衡卻呈不斷惡化之勢。我們先來考察一下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構成。從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來源地來看，除去香港地區(qū)以及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之外，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美國是對大陸投資最多的國家和地區(qū)。如表1所示，近年來上述國家和地區(qū)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除了個別年份有一定的波動外，基本上都呈明顯的增加趨勢。1999年，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對我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額分別為19.6億美元、12.7億美元和26億美元，到2004 年，以上三地對大陸的直接投資額則分別達到54.5億美元、62.5億美元和31.2億美元。
再來觀察一下我國大陸與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的貿易差額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這樣一個明顯的趨勢：與上述對華直接投資不斷增長的趨勢同時并存的，是我國大陸與上述三地的貿易逆差的不斷增長。2005 年，我國大陸對上述三地的貿易逆差分別達到164.6億美元、417.1億美元和581.3億美元(參見圖1)。這種一揚一抑的變化，體現(xiàn)了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增長對貿易的深刻影響。背離之二：中美貿易平衡與中日、中韓、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貿易平衡呈逆向增長和背離的傾向。也就是說，伴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增加，中日、中韓、大陸與臺灣之間貿易逆差卻不斷增長。無論是從中方的統(tǒng)計數(shù)據還是從美方的統(tǒng)計數(shù)據來看，最近幾年我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都迅速增長，2005年按美方的統(tǒng)計已經超過2000億美元。而相反，我國大陸對東亞地區(qū)尤其是上述三地的貿易卻呈現(xiàn)大量的逆差(對比圖1和圖2)。
背離之三：我國大陸與韓國、中國臺灣、日本的貿易逆差擴大的同時，上述三地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卻不斷減少(或者至少是不再迅速增加)。尤其明顯的是中國臺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自1999年以來持續(xù)減少，從160多億美元減少到127億美元(參見表2)。
以上三種背離現(xiàn)象說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顯著地增加了我國對美國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從而使原來屬于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對美貿易逆差轉移成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這同時也把美國原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指責轉移成對中國的指責。
四、垂直分工與貿易流向：順差轉移效應的機理
對于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對大陸直接投資的順差轉移效應，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解釋。比較表層的分析是從Bhagwat(1987)等人關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動機的多樣性的角度來解釋，指出跨國公司并不都是為了躲避關稅壁壘才向外國投資，有的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是考慮到大量的出口可能會導致進口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因此，通過在國外生產、在國外銷售，就可以消除這種潛在的威脅。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對大陸投資的這種動機當然就構成了上述順差轉移的主觀原因。
但是，進一步分析這種順差轉移效應的深層機理，則可以看出，這種順差的轉移實質上是東亞地區(qū)的分工形態(tài)發(fā)展的貿易流向后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亞洲地區(qū)各國經濟的發(fā)展及外資企業(yè)的大量投資，東亞地區(qū)形成了新的分工格局。這種分工格局的基本形態(tài)是基于生產階段分工的一種垂直分工結構。具體說就是，生產的最后一道工序(組裝工序)在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技術密集型的產品的生產安排在日本以及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地，研發(fā)和最尖端技術產品的生產則主要安排在日本(韓友德，2006)。根據各國和地區(qū)比較優(yōu)勢的不同，同一產品的生產過程被分割成若干個生產階段，形成了一種按生產階段分工的垂直結構。
這種基于生產階段分工的形成對亞洲地區(qū)的貿易流向和貿易結構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其中最大特征是大量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的企業(yè)通過對華直接投資，將其最后一道工序轉移到中國大陸和東盟等國家，而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則從上述國家和地區(qū)大量進口零部件。這一點，可以從我國的零部件貿易在東亞及全球的地位(表3)，以及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qū)對我國的零部件貿易平衡數(shù)據(表4)中明顯看出。 2000年，中國大陸從東亞地區(qū)進口的零部件達347.5億美元，其中有135.6億美元來自日本，64.67億美元來自臺灣，有38.4億美元來自韓國。這種貿易流向的變化構成了近年來東亞各國和地區(qū)對外貿易平衡的不同的變化和走勢。
如果我們把零部件貿易與制造業(yè)總體貿易作一個比較，則結論就更加明確：我國的制造業(yè)對全球來講呈現(xiàn)出巨大的順差(尤其是對美國和歐盟)，而且主要來自于最終產品貿易。但是，在東亞地區(qū)，中國除了對印尼和中國香港之外，對其他貿易伙伴都呈逆差狀態(tài)，而且對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的逆差主要體現(xiàn)在零部件貿易方面。一個非常清楚的結果是：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大陸在內的亞洲地區(qū)的垂直型的按生產階段分工的格局，導致了“中國——東亞內部——東亞地區(qū)外”的三角貿易關系。這種貿易關系的內在驅動器便是外國直接投資。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對華投資不僅導致了東亞地區(qū)新的分工格局，也大大地影響了該地區(qū)的貿易流向。最終的結果便是原先東亞地區(qū)對美國及歐盟的大量貿易順差不再增長甚至開始下降，而中國對美歐的貿易摩擦卻不斷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