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釋義學的比較文學

西方釋義學的比較文學

　　1998年,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新的學科在中國高等院校中文系誕生了,成為中國語言文學的二級學科。學科合并一方面使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人成倍增長,比較文學的地位得以提高;另一方面,也給比較文學界和外國文學界帶來了諸多 煩惱,激發(fā)了許多學者對其深思、探討。2000年,《外國文學研 究》雜志設置了“學科建設研討專題”的專欄,對“‘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的有關問題開展了討論”;2002年,在中國外國 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期間,幾位學者就“學科建設與教學研究” 進行了座談;2003年,第二界“北大-復旦比較文學學術論 壇”對學科合并及帶來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3];2004年,在 首屆中國比較文學高層論壇中,學者們繼續(xù)就此話題進行討 論。對于學科合并,學界有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對合并表示 了認同,不過認為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是兩個有各自不同特征 的學科;有的學者認為外國文學就是比較文學另外一些 學者則對合并帶來的問題憂心忡忡.

　　學科合并帶來的比較文學學科界限的模糊、教學的混亂、學 術質(zhì)量的低下等等問題,歸根結底還是由學科定位以及身份 問題所決定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其前身就是外國文學)身 處同一屋檐下,各自的身份和地盤如何界定、劃分?兩者錯綜復 雜的關系是否會導致彼此消融,乃至同一?解決這些問題的關 鍵在于能否在學理上將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區(qū)別開來。本文將 引入哲學釋義學中前結構的概念,對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進行 身份界定,并進一步探討在釋義學的視角下,比較文學研究如何 在一開始就與外國文學分道揚鑣,并怎樣一步步在視域融合中展開自身.

　　一、前結構對于闡釋學的意義

　　傳統(tǒng)闡釋學以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為代表,他們認為理解 就是重構,是詮釋者通過本文達到作者的方法。“對狄爾泰來 說,本文是其作者思想和意圖的表達;詮釋者必須把自己置換入 作者的視界以便使創(chuàng)造活動獲得新生。”[9]這種思想基于闡釋者 和作者心理同構的基礎之上,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 以對本文意義的通達不僅可能,而且是釋義學追求的目標.

　　海德格爾將前結構引入理解活動,從而真正改變了釋義學.

　　他認為,解釋從來就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或在真空中進行,“一 切解釋都活動在前已指出的‘先’結構中。對領會有所助益的任 何解釋無不已經(jīng)對有待解釋的東西有所領會。”[10]海德格爾將 解釋前對事物的領會稱為“先行具有”;將先行的解釋角度或取 向稱為“先行視見”;將對事物預先的概念上的把握稱為“先行掌 握”。先行具有、先行視見和先行掌握構成了領會的先結構或者 前結構。[11] 伽達默爾進一步開辟了哲學釋義學空間。他認為,釋義學 不僅僅是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問題,也不是主體認識客體的主觀 意識活動,而是人類基本的存在活動。理解的過程就是世界向 人類展開的過程。“解釋開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適 的把握所代替;正是這種不斷進行的新籌劃過程構成了理解和 解釋的意義運動。”[12]人類就是在對世界的不斷理解中揭示了 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伽達默爾的釋義學理論“由哲學為中心源, 迅速輻射到文藝批評、美學、法學、歷史學、神學、政治學、社會 學,甚至科學史領域,并由歐洲大陸向美洲和東方蔓延,掀起了 一個世界性的學術潮流。”[13]如果我們采用釋義學的視野對比 較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分野加以觀照,也許會對問題有全新的理 解.

　　二、前結構中的傳統(tǒng)概念與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屬于兩個不同的學科范疇。比較文學 是基于“‘跨文明’和‘跨文化’的‘文化語境’”中的比較思維之上 的對世界文明互動及文化和文學發(fā)生的研究。[14]而“世界文學 (外國文學)不可能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只能落實到具體的國 別、民族文學中去,諸如‘美國文學’、‘英國文學’、‘俄羅斯文學’ 等。”[15]然而,在看似明顯的區(qū)別背后,卻隱藏著陷阱和誤區(qū).

　　聶珍釗先生認為,“無論從定義上看,還是從發(fā)展歷史、課程 設置和教材內(nèi)容上看,外國文學在本質(zhì)上就是比較文學”。[16]聶 先生做出這一判斷的主要支撐點是認為我國外國文學最基本的 特點是“把許多國家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這一看法值得商 榷。不可否認,外國文學研究中,有一部分是把許多國家放在一 起進行比較研究的。以外國文學史教材來說,張玉書主編的《二 十世紀歐美文學史》的概論部分即考察了整個歐洲范圍內(nèi)政治、 經(jīng)濟等因素對文學思潮的影響以及各國文學的互動[17]。此類 研究確實具有比較文學性質(zhì)。但是,外國文學中還有大量的研 究并不具有跨越性,將外國文學視為比較文學,就把外國文學的 一大片領地劃走了,并使其失去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 學研究所資料組編的2003年上半年《全國主要報刊外國文學研 究文章索引》,將外國文學的研究文章分為四類:文藝理論、比較 文學、總論和國別文學。其中,文藝理論類共收文章44篇,比較 文學類26篇,總論類12篇,國別文學類91篇。[18]從以上數(shù)據(jù) 可以看出,文藝理論類與國別文學類在外國文學研究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而這些研究并非如聶先生所說“把許多國家放在一起 進行比較”。勿庸置疑,外國文學研究中存在著與比較文學重疊 的部分,但是只看到這一部分,顯然是一葉障目,以偏概全。與 具有跨越性的比較文學相對應,外國文學還是應該將主要目光 投入到單個的國別文學當中去.

　　然而,另一個問題又隱約出現(xiàn)了:既然比較文學是跨越性 的,那么中國人研究外國文學,是否具有跨越性質(zhì)呢?這種跨越 性是否決定了外國文學就是比較文學呢?這種想法是以釋義學 理論為基礎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我們的歷史存在,中國人必然 有不同于他者文化的前結構。在本文解讀過程中,前結構必然 會發(fā)揮作用,這就是一種交融,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話。而不同 民族、國別和語言的文學之間的對話與聯(lián)系正是比較文學的特 征,因此中國人研究外國文學必然屬于比較文學的范疇.

　　這種觀點很令人懷疑。其中不合理之處首先在于對傳統(tǒng)概 念的理解。傳統(tǒng)文化是否一成不變,只是一種自在自為的存在 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傳統(tǒng)一直處在不停的變動當中。正如 伽達默爾所說:“甚至最真實最堅固的傳統(tǒng)也并不因為以前存在 的東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實現(xiàn)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 養(yǎng)。傳統(tǒng)按其本質(zhì)就是保存,盡管在歷史的一切變遷中它一直 是積極活動的。”[19]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世界范圍內(nèi)是保留最完整 的文化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現(xiàn)代性的沖擊,中國傳統(tǒng)文化 開始遭到破壞。五四時期,傳統(tǒng)文化受到了近乎歷史虛無主義 的打擊,這種打擊一直延續(xù)到建國以后,“”時期達到高潮。在 庸俗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下,傳統(tǒng)被無情拋棄,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的 則是西方的近代理性。“這一文化時期一個重要的特征是文化 發(fā)展的共時軸與歷時軸出現(xiàn)嚴重的傾斜和不平衡,歷時軸萎縮, 共時軸取得優(yōu)勢地位。歷時軸的萎縮導致歷史深度感的喪失, 歷史深度一旦被消解,剩下的就只是眾多平面的堆積和拼 貼。”[20]當前,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價值觀、對人的理解、對科學 的態(tài)度更接近于西方的現(xiàn)代性,而不是傳統(tǒng)文化。加之,傳統(tǒng)文 化賴以存在的本文是用與口語有較大差距的文言書寫的,這進 一步加大了傳統(tǒng)與我們的隔閡。在我們的闡釋前結構中,傳統(tǒng) 文化能夠占據(jù)多大的比重呢? 從小接受傳統(tǒng)文化滋補的嚴復,很自然地用傳統(tǒng)文化前結 構來理解外來本文。美國學者哈茨在為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 與西方》一書撰寫的序言中說:“嚴復站在尚未經(jīng)歷近代化變化 的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一下子就發(fā)現(xiàn)并抓住了這些歐洲著作中 闡述的‘集體的能力’這一主題。”[21]但是嚴復并不僅僅局限于 對西方的觀察,他一直在努力找尋中西思想的一致性。他的努 力也許是在“使用一種教學手段,旨在以熟悉的詞匯解釋人們尚 不熟悉的事物,以可敬的古代經(jīng)典來解釋可疑的新穎”,或者是 “對本民族的才智感到自豪”,但他“確實感覺到了兩種文化的相 同之處”。[22]林紓同樣以“中國傳統(tǒng)文人文學———具體說是史傳 和唐宋派古文———作為‘前理解’,在西方小說中尋找審美契合 點”[23]。他用古文義法來比附、闡述西方小說,稱贊《黑奴吁天 錄》“開場、伏脈、接筍、結穴,處處均得古文家義法?？芍形魑?法,有不同而同者。”[24] 可以看出,嚴、林雖然并非有意進行比較研究,但是他們前 結構中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功底使他們在面對西方文化這一他者的 時候,自覺不自覺地將西方文化放在自身傳統(tǒng)中加以觀照。他 們對于中-西契合點的準確捕捉,體現(xiàn)出人類精神的關合之處, 這正是比較文學的目的和任務之一。然而,我們當下還能具有 嚴、林的前結構嗎?傳統(tǒng)文化的知識可以保留下來,但是我們的 思維方式發(fā)生了巨大的轉變,可以令生產(chǎn)力大幅提升從而極大 改變世界的現(xiàn)代化挾帶其現(xiàn)代性意識形態(tài)洶涌而來,現(xiàn)代中國 三種主要意識形態(tài)進化史觀、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不是在本 土產(chǎn)生。雖然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對立二分的觀點是不足取的,而且中 國人對上述意識形態(tài)的接受和理解也是本土的,“融入了傳統(tǒng)的 因素”,但是融入的傳統(tǒng)因素已經(jīng)“不太容易辨認”[25]。中國的 現(xiàn)代性固然有其不同于西方現(xiàn)代性的特點,但它是來自于西方 現(xiàn)代性意識形態(tài)的變種,這一點勿庸置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 是否還有信心說,中國人研究外國文學就是不同質(zhì)文化的交流, 屬于比較文學范疇? 理解必然是在前結構之中進行的。“解釋者無須丟棄他內(nèi) 心已有的前見解而直接地接觸本文,而是要明確地考察他內(nèi)心 所有的前見解的正當性,也就是說,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26] 就比較文學學科來說,對前結構的根源和有效性的考察就更為 重要。在闡釋外來本文之前,首先需要闡釋傳統(tǒng),厘清傳統(tǒng)在前 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考察其在現(xiàn)代語境下發(fā)生的變異,以及這種 變異在本文闡釋中可能的意義和作用。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 加強傳統(tǒng)文化的傳遞和教育。雖然我們不可能返回傳統(tǒng),但是 我們可以透過傳統(tǒng)經(jīng)典本文,體察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尋求失落的 自我,在自我的歷史存在中返視自我。也許只有這樣,比較文學 研究者才能夠在面對外來本文的時候,應用已經(jīng)相對儲備完善 的傳統(tǒng)前結構與之進行對話.

　　然而,具備了適當前結構的中國人從事的外國文學研究就 一定是比較文學嗎?要對這個問題作出恰當?shù)慕忉?還需要考 察前結構在闡釋中發(fā)揮作用的方式。在對前結構發(fā)生方式的考 察中,也許能夠發(fā)現(xiàn)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真正分野.

　　三、視域融合與學科界限

　　前結構在闡釋中會在兩個層面上發(fā)揮作用。第一個層面是 對于本文的即時反應,這是一種初步的、不成熟的,也許是下意 識的反應。比如說,受制于傳統(tǒng)前結構,中國讀者也許認為外國 小說太冗長,心理描寫太繁復,或者敘事結構不太合理,或者對 基于宗教情緒的行為感到難以理解等等。這種情形在國外小說 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特別明顯。林紓在翻譯《黑奴吁天錄》之時 就說:“是書言教門事孔多,悉經(jīng)魏君節(jié)去其原文稍煩瑣者。”[27] 傅東華在譯《飄》的時候也說:“還有一些冗長的描寫和心理的分 析,覺得它跟情節(jié)的發(fā)展沒有多大關系,并且要使讀者厭倦的”, “就老實不客氣地將它整段刪節(jié)了。”[28]闡釋者的這種反應是由 其前結構中的傳統(tǒng)因素所決定的,但是這種闡釋并不能達到真 正的視域融合。耀斯指出跨視域的三種經(jīng)驗:第一種是“隔閡 感”,“會讓人產(chǎn)生一種排斥的情緒”;第二種是“誘惑感”,“想把 自己置身于新的東西之中去冒險”;第三種經(jīng)驗是“發(fā)現(xiàn)”,“通往 他人的視域有可能成為彼此間的聯(lián)系”。前兩種經(jīng)驗“還只是在 表面上跨越了視域:如果某人仍然帶著自己的視域,仍然想保持 自己的視域,或者只是對陌生的視域表示驚嘆而并不想置身于 其間的話,那么他就不可能理解、不可能從不同的視域中獲得別 的不同于自己的經(jīng)驗。”[29]耀斯列舉的前兩種經(jīng)驗是對本文的 即時反應。這種初步的、下意識的闡釋經(jīng)驗并不能帶來有意義 的文學研究.

　　如果要對本文的世界做真正的思,從而達到第三種經(jīng)驗,就 必須使前結構在第二個層面上發(fā)揮作用,即有意識地使用、調(diào)動 前結構與本文進行對話。在對話中,前結構會從蟄伏狀態(tài)中顯 現(xiàn)出來。前結構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由不同內(nèi)容組成的拼合 板。中國人前結構構成中的傳統(tǒng)不再是沒有變樣的傳統(tǒng),而西 方文化也絕不是原味的西方文化,但是它們在互相交融中基本 面目還是隱約可見。闡釋者要根據(jù)需要選擇不同的內(nèi)容與本文 對話。此時,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的分野就出現(xiàn)了,如果調(diào)動的 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前結構來闡釋西方本文,顯然不屬于比較文 學的范疇。只有調(diào)動傳統(tǒng)文化的前結構(當然需要同時調(diào)動相 關的西方文化前結構),來同西方本文進行對話,才是比較文學 研究.

　　“流傳物對于我們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間的地帶,乃 是具有歷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對象性和對某個傳統(tǒng)的隸屬性之間 的中間地帶。詮釋學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這中間地帶內(nèi)。”[30] 伽達默爾在此所關注的是對于傳統(tǒng)的理解,但是對跨文化理解 同樣適用。闡釋就發(fā)生在前結構與本文之間的中間地帶,對前 結構不同內(nèi)容的調(diào)動決定了離開前結構以后的方向。如果從異 域文化前結構出發(fā)闡釋異域本文,闡釋就處于縱向地帶之中,屬 于外國文學范疇。比如,王佐良先生的《英國散文的流變》,[31] 它以平易散文為主線、結合語言分析和文學闡釋,考察了英國散 文的發(fā)展、流變,揭示了散文的本質(zhì)特征。這主要是以英國文學 的前結構為依托對英國文學進行的闡釋。比較文學則在自身傳 統(tǒng)前理解與異域文化之間的橫向地帶中存在。如果把本文闡釋 看成帶著前結構外出探險的話,不同的裝備與方向將決定步入 不同的區(qū)域,從而帶來不同的經(jīng)驗融合。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 在出發(fā)時就由出發(fā)者的方向選擇決定了.

　　步入比較文學的橫向地帶之后,如何與他者展開對話呢? 前結構與他者本文如何發(fā)生關系?伽達默爾指出,“一切闡釋學 條件中最首要的條件總是前理解,這種前理解來自與同一事物 相關聯(lián)的存在。”傳統(tǒng)中必然有對他人本文所關切事物的闡 發(fā),而我們在理解他人本文之前,必然會對這一事物有所理解.

　　這種相關聯(lián)的存在就是文學、文化之間對話的平臺,是對話得以 存在的基礎。錢鐘書先生作為我國老一輩比較文學學者,其煌 煌巨著《管錐篇》被陳思和教授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不朽之基 石”,“應該成為不論哪個方向的比較文學學生的必修教材”。[33] 我們來看錢先生是如何在闡釋中構建對話的平臺的。在論《老 子》開篇之語“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節(jié)中,錢先生 首先考察了傳統(tǒng)對于“道”,“名”,主要是“名”的解釋:“名”為“名 字”。在提出反對意見“‘名’之與‘字’,殊功異趣”之后,進一步 論證“可名非常名”的道理,列出大量中外人士,包括劉禹錫、陶 潛、劉勰、黃庭堅、黑格爾、尼采、斯賓諾莎、霍柏士、邊沁、但丁、 歌德等人論語言與其所指事物的差距的觀點。他接著又援引古 希臘文“‘道’(logos)兼‘理’(ratio)與‘言’(oratio)兩義”、海德格 爾稱“‘人乃具理性之動物’本意為‘人乃能言語之動物’”,來闡 釋“道”,指出該句“首以道理之‘道’,雙關而起道白之‘道’,道理 之見與道白者,即‘名’也,遂以‘有名’、‘無名’雙承之。”至此, 《老子》首句得到了完美的闡釋。結尾他再次引用柏拉圖“早謂 言語文字薄劣,故不堪載道,名皆非常”,以“譯注《老子》”。[34]錢 鐘書先生的研究揭示了如何構建中西對話的平臺,即尋找傳統(tǒng) 前結構與他人本文之間“相關聯(lián)的存在”,并進一步在平臺上展 開對話,從而實現(xiàn)文化的真正交融。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也是非常重 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是采取什么樣的方法進行研究。中國人研究外國 文學固然稱不上是比較文學研究,而在不同文學、文化之間進行 的隨意比附同樣不屬于真正的比較文學。謝天振教授在十年前 就批評了x+y的研究模式[35]。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宇文所安也 指出,“當我閱讀在它們各自的文學歷史語境中對一首中文詩或 者英文詩作出詮釋時,我往往能學到一些東西,”“但是與此同 時,我也發(fā)現(xiàn),當我閱讀一篇比較中文詩和英文詩(或者其他歐 洲詩)的文章時,我常常對于其中任何一個傳統(tǒng)都一無所獲。”比 如稱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并將其與華茲華斯、拜倫等人相比 較,這就使“浪漫主義”成為一個普遍的范疇,放棄了“特殊歷史 語境”。“這種比較文學什么也沒有告訴我們。”[36] 釋義學經(jīng)驗是一種對話,而對話則具有一種問答邏輯的形 式。“理解一個意見,就是把它理解為對某個問題的回答。”[37] 他者本文成為理解的對象,意味著它問了闡釋者一個問題,而答 案就在他者本文之中。他者本文提出的問題是一種挑戰(zhàn),為了 回應這種挑戰(zhàn),我們必須在自己的視域中重新構造本文提出的 問題。重新構造的問題的答案不可能停留在外來本文的視域 中,它必然是闡釋者的視域。“提出問題,就是打開了意義的各 種可能性,因而就讓有意義的東西進入自己的意見中。”[38]使有 意義的東西進入自己的視域中就是視域融合。重新構造問題的 過程就是突破兩個視域、產(chǎn)生一個新的更大的視域的過程。這 個新視域的產(chǎn)生正是比較文學所追求的目標.

　　四、結語

　　現(xiàn)在,我們可以試圖為比較文學下一個闡釋學意義上的定 義了,那就是,“充分應用本國(民族、語言)文化的前結構對其他 國家(民族、語言)的文學進行闡釋和解讀的研究工作。”這一定 義首先將比較文學與外國文學區(qū)分開來。在外國文學研究中, 理解調(diào)用的是外國文學、文化的前結構,而比較文學則調(diào)用自身 傳統(tǒng)與他者本文進行對話。其次,這一定義對從事比較文學研 究的工作人員提出了本學科的基礎要求:不斷充實、完善自己的 理解前結構。只有具備了不同背景的前結構,才有可能在闡釋 過程中搭建交流的平臺,進一步激發(fā)研究者探尋各種意義的可 能性。最后,在比較文學的學科范圍內(nèi),或者接受了比較文學學 科訓練的人必須在與他者本文的接觸中認識、反思自己的前結 構,并且敞開自身,使他者本文在我們的前結構或者存在中得到 表現(xiàn),從而在問答邏輯的不斷推進下,在永無止境的視域融合中 發(fā)現(xiàn)理解的可能性。比較文學的目標就是為人類的生存籌劃意 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