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法及其對世界文化藝術(shù)之影響

　　摘　要：書法藝術(shù)是中華民族獨有的藝術(shù)瑰寶，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其吸收了江河山川草木、飛禽走獸的形象美，借鑒音樂、舞蹈、戲曲的節(jié)奏美、旋律美，使文字的形象與人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化為一體，抽象化為一種“神態(tài)”和“意向”，并極大的豐富了世界文化藝術(shù)的寶庫。

　　關(guān)鍵詞：書法藝術(shù)、歷代書法之流變，及其對世界文化藝術(shù)之影響;職稱論文

　　中國的書法藝術(shù)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數(shù)千年來，產(chǎn)生了燦若群星的書法家和浩若煙海的書法作品，為后人留下了無數(shù)精湛的藝術(shù)珍品，為祖國的藝術(shù)寶殿增添了光彩，為人類的藝術(shù)寶庫增加了財富。

　　我國的書法，自先秦時期就形成了百花爭妍的局面，秦代李斯為全國書寫了不同于原六國大篆的小篆范本，程邈整理了隸書，他們都是古代杰出的書法家。到了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藝術(shù)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北方的魏碑體日臻成熟，而南方東晉時期的王羲之經(jīng)過刻苦努力，終于登上了當時書法藝術(shù)的最高峰，創(chuàng)立并完善了楷書和行書，被人尊稱為“書圣”。而陳隋間大書法家“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第七代孫，繼承祖法，精勤書藝，成為一代草書大家。

　　到了唐代，更是書藝發(fā)展，書法家輩出的黃金時代。著名杰出書法家有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quán)、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史稱“唐代六大家”。而唐代張旭、懷素的草書更是風格獨特，瀟灑飛動，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由于這些書法巨匠們的努力，將我國書法藝術(shù)推向了歷史的頂峰。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quán)的楷書端莊渾厚，各臻妙境，成為后世之宗，他們的作品，成為歷代青年學子們臨摹學書的范本，直到現(xiàn)當代，還對我國的書法藝術(shù)產(chǎn)生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到了宋代，是我國書法藝術(shù)在寫意方面的又一發(fā)展時期。著名“宋代四大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的成就極為輝煌。元代是以復古而開新的文人書風發(fā)展時期，其代表人物是趙孟頫。他真、草、隸、篆皆精，獨創(chuàng)一種柔和流暢瀟灑的藝術(shù)風格，對后世影響很大。明代是個性化文人書風時代，文征明、董其昌的書法較為著名，其“淡墨書”在日本書道界頗有影響。清代的鄧石如，鄭燮、何紹基等人的書法較有影響?，F(xiàn)當代書法也是百花齊放群星閃爍。如沈尹默、張大千、啟功等人的書法就很著名。

　　我國書法藝術(shù)是中華民族獨創(chuàng)的一種藝術(shù)形式，具有極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隨著歷史時代的變遷而不斷變化著自己的精神風貌。書法作品的創(chuàng)作，書法形象的塑造，更是一種造型活動。先是以文字的點畫、線條為主，而后融合進各種江河山川草木，飛禽走獸的形象美，借鑒音樂、戲曲、舞蹈的旋律美、節(jié)奏美，在吸取這些美的因素的同時，糅合進人的主觀意念，從而使文字的形象與人的表現(xiàn)能力化為一體。自然美在這里被加以改造、變形，抽象化而成為一種“神態(tài)”和“意象”。所以，中國書法就是一種似畫非畫，而又充滿哲理性的、動態(tài)活潑的“意味”形象。長久以來使世界各國、各民族對它產(chǎn)生了仰慕、神奇的感覺。中國書法對日本、韓國、朝鮮、越南、新加坡等東亞、東南亞、東北亞國家的影響最大。盡管各國語言各有不同，但卻共同以漢字為基礎，開拓出世界東方的書法園地。直至今日，書法在日本、新加坡、韓、朝等國，依然是藝術(shù)門類中具有高尚情趣的藝術(shù)。

　　在日本，人們以中國漢字的偏旁部首為基礎，創(chuàng)造了日本的片假名，以中國漢字的草書為基礎，創(chuàng)造了日本的平假名，加上直接使用中國的漢字，這就創(chuàng)造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日文。日本學者伊東參州就指出：“一部日本的書法史，就是中國書法不斷影響日本的歷史……我國書法不斷發(fā)展變遷到今天，是在中國書法的不斷影響下造成的。”日本漢字學家、書法史學家中田勇次郎說“中國書法的流變，隨著王朝的更替，不斷如同一股波浪似的向日本蜂涌而來。”他并按歷史的前后，把日本書法史分為八個時期，即“大和時代的百濟書法;飛鳥時代的隋唐書法;奈良時代的晉唐書法;平安時代前期的唐朝書法;鐮倉時代前半期的宋朝書法;鐮倉時代后半期至南北朝時代的元朝書法;室町時代的明朝書法;江戶時代的北碑派書法等。

　　從歷史的記載來看，幾乎每個時代的日本書道的代表人物多數(shù)得到中國書法的直接熏陶，受到中國書法家的影響。不是如此，很難想象日本書道能有今天的巨大發(fā)展。例如：我國唐代高僧鑒真和尚東渡日本時，就隨船帶去了許多王羲之及其他書法家的墨寶真跡。而同時代的日本遣唐僧?？蘸蜕芯蛯⒅袊鴮O過庭的《書譜》這一有高度美學價值的書法專著傳入日本。在停止派出遣唐使以后，宋、元、明時期的中國書法繼續(xù)因中日僧人的相互來訪而傳入日本。如日本榮西和尚在南宋孝宗時兩次來華，而他的書法則宗風黃庭堅。中國的名僧隱元和尚應邀去日本定居，在京都宇治建了萬福寺，把明代文人書風帶到了日本。江戶時代，在日本翻刻過大量字帖，其中的趙子昂、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等的墨跡為最多。這一時期給予日本書法的影響十分巨大，以致日本的書法家將之稱為“江戶時代唐朝體”，或稱“中國樣式書體”。清朝時期，中國書法界由于碑學派的產(chǎn)生，而導致與“館閣體”——帖學派的對峙。這一時期在書法上的復古趨向，注重金石氣味，也深深地浸染了日本書道界。公元一八八O年，楊守敬作為外交人員和金石家東渡日本，經(jīng)他帶去的書法作品竟達一萬三千多件。日本書道界的下部鳴鶴等直接受到他的傳授指點。而中林悟竹，北方心泉等人則更進一步到中國拜師，游訪了金石名家吳大徵、俞樾、張裕釗、徐三庚等人。如此，就為日本書道界彌補了漢魏書風，豐富了日本書道的表現(xiàn)色彩。

　　近年來，中日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書法家互訪也很活躍。象日本方面的飯島春敬，柳田泰云，渡邊寒鷗等代表團體和個人都曾到中國訪問。中國書法家和日本書法家還相互舉行集體和個人書法交流展，輪流在中國或日本巡回展出。筆者的書法作品就曾在日本展出過。其中一九八五年十月在日本舉行中日政治家書法展覽，中曾根首相和許多大臣以及眾參兩院議長等負責人出席參觀，盛況空前。

　　中國書法對朝鮮、韓國的影響也很大。我國唐代一些最有影響的書法家的字跡就很受到朝韓人民的熱愛。據(jù)史書記載，新羅國來長安的使節(jié)就曾專門收集歐陽詢的書法名跡，歐書作為楷書的范本在朝韓被學習，吸收和流傳。如江原道原州郡就有安民厚書作碑刻，碑文端莊，剛勁險勁，法度森嚴，完全得力于歐書，其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書法家。朝鮮李朝時代的李齊賢曾出使中國，他喜愛金石文字，曾造了一座“萬卷樓”。在中國時，經(jīng)常與趙孟頫交往，書風饒有晉唐風味。朝、韓書法藝術(shù)在發(fā)展過程中，在研習晉唐書風的傳統(tǒng)下，又及時吸取中國書法的最新成果。如元代趙孟頫，明代文征明、祝允明等都成為對朝韓古典書風最有影響的書法家，使朝韓書法形成了氣象清新，規(guī)矩嚴謹，重在氣韻，擅長行草的書風。

　　中國書法對越南，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也有巨大影響。如越南最高領(lǐng)導人胡志明、黃文歡等就十分喜愛中國書法。胡志明對中國書法造詣很深，經(jīng)常研究和揮毫中國書法。在中國安徽黃山人字瀑前，就留有胡志明親筆所題“觀瀑亭”幾個古樸蒼勁有力的毛筆大字。而在新加坡，中文是法定文字，中國書法更被視為高雅藝術(shù)，中新兩國書法界人士(包括筆者本人)經(jīng)?；ピL和舉辦書法展，交流書法技藝。

　　中國書法對歐美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從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初，到過中國的一些歐美考古學者、漢學家，將書法作品當作考古文物攜運回去。一九一三年，美國的藝術(shù)史學者費內(nèi)洛沙就撰寫了《東方藝術(shù)史》一書，介紹中國書法并注意到東方書法藝術(shù)的獨特性。而西班牙著名藝術(shù)家畢加索就曾經(jīng)向我國著名書法家張大千討教過用筆技巧。而后，他成功地運用中國書法的提、按、頓、挫、轉(zhuǎn)、及筆斷意連的運筆技巧做藝術(shù)創(chuàng)作。

　　筆者的書作就曾在國外展出，所接觸的許多歐美、大洋洲人士和朋友對中國書法的欣賞興趣就很濃，踴躍參觀在所在國舉辦的中國書畫展覽，他們希望不斷增加書畫展出，并要求舉辦講座或演講，介紹中國書法藝術(shù)。今天，許多不遠萬里來中國考察的學者、留學生中，亦有來研討書法的。象法國的柯乃柏寫了《衛(wèi)桓四體書勢之研究》。這些都表明中國書法不但在藝術(shù)實踐上，在藝術(shù)理論上近年來也取得了新的長足發(fā)展。隨著近年來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國政府在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中相繼開辦了傳播中華文化的孔子學院，中華文化及中國書法在世界文化藝術(shù)界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廣泛。

　　通過不斷相互學習，相互交流，共同創(chuàng)新發(fā)展，我堅信，中華書法藝術(shù)將極大地豐富世界文化藝術(shù)的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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