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勵志的名人故事事跡(2)
關于勵志的名人故事事跡：我這一代香港人
作者:陳冠中
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歲到香港。小時候上學，祖籍欄填的是浙江鄞縣，即寧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說上海話，其實是寧波話;跟傭人說番禺腔粵語，上幼兒園則學到香港粵語。我把香港粵語當作母語，因為說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認為發(fā)音是百分百準確的，如果不準是別人不準，不是我不準。就這樣，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解決了。
青春期從英美文化開始
我后來才知道，我是屬于香港的“嬰兒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戰(zhàn)”結束那年是50萬，到1953年已達250萬，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萬人。隨后十來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舊式的可樂瓶一樣，開始還是窄窄的，后來就膨脹了。
我這代很多人對童年時期的貧窮還有些記憶。家長和家庭的目標，印在我們腦子里的，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
我們的上一代當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來自廣東、上海和內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認同內地某個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來的。
南來的知識分子更有一種文化上的國族想象，逃至殖民邊城，不免有“花果飄零”之嘆。
然而，從我這代開始，變了。我們只是平凡地長大著，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
這里我得及時聲明，我是在發(fā)表對同代人的個人意見，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說話，說不定有人一生出來就懂得愛國反殖。我在下文想說明的一點恰恰就是，愛國和民主一樣，對我們來說都是后天慢慢建構起來的。
我們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是不介紹中國20世紀當代史的。盡管中文報紙上報道內地的消息，我這代在成長期往往在意識中是把當代中國大致排斥掉的。
我這代一個最大的共同平臺，就是我們的中小學，不管是政府還是教會或私人辦的。
我的學校當時是怎樣的呢?是一條以考試為目標的生產線。我這代人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考完試后就會把學過的內容給丟了。這對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可以很快很聰明地學很多東西，但轉變也很快，過后即丟，而且學什么、做什么是無所謂的，只要按游戲規(guī)則把分數拿到就行。
在中學里面，我覺得唯一不全是為了考試的學科，除了教會學校的《圣經》課，就是中文和中國歷史課。我們的中文老師可能也是我們接觸到中國傳統(tǒng)的唯一渠道。關于中國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從中文課上獲得的?，F在我這代人中，對文化歷史時政有些理想主義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課的好學生，或讀過武俠小說，否則說不定連小小的理想主義種子都沒有了。
可惜中文課在香港英文學校里是比較邊緣的，有些學校根本就不開這門課。
1964年，我這代進入青春期。那年，披頭士樂隊訪問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歲的姐姐和同班同學去電影院看了10次披頭士的電影《一夜狂歡》。
我們跟父母有了代溝，稍留長了頭發(fā)，穿牛仔褲，彈吉他。因為我們曾手拉手唱過英語反戰(zhàn)歌，我以為不用問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參與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才覺悟到二者沒有必然關聯。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現“股災”。
我這代的青春期，就從英美時髦文化開始，到全民上了投資一課后畢業(yè)。與同期同代的內地人太不一樣，我們可說是“什么都沒有發(fā)生”的一代。
當然，中間有1966年和1967年的兩次街頭抗爭插曲。第一次帶頭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是青年人，對未成年的我們有點不甚了了的輕微吸引。第二次沖突大多了，是““””的溢界，逼著站在港英一邊的明智大多數和他們的子女在隨后的許多年對中國內地更有戒心——把內地視為他者，相對于“我們”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觀察，1967年事件對我這代大多數人的心靈和知識結構并沒有留下顯著痕跡。
這時候登場的是香港隨后30年的基調：繁榮與安定壓倒一切。
這時候香港政府調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這時候我這一代也陸續(xù)進入人力市場。
連人口結構都偏袒我這一代：我們前面沒人。
就是說，嬰兒潮一代進入香港社會做事時，在許多膨脹中和上升中的行業(yè)，他們往往是第一批受過良好教育的華人員工，直接領導是外國人或資本家。我們不愁找不到工作，我們晉升特別快，許多底層家庭出身的子女憑教育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社會階層，我們之中不乏三十來歲就當外企第二把手的人。
似乎不論家庭或學校、文化或社會，都恰好替我這一代作了這樣的經濟導向的準備，去迎接隨后四分之一世紀的香港經濟高速發(fā)展期。
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什么地步，其實并不是因為我們怎么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huán)境在后面成就著我們。香港是最早進入“二戰(zhàn)”后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qū)，在日本之后便輪到我們了，比臺灣地區(qū)早。臺灣還搞了一陣進口替代，我們一進就進去了，轉口、貿易、輕工業(yè)加工代工，享盡了“二戰(zhàn)”后長繁榮周期先進入者的便宜。另外，內地的鎖國(卻沒有停止以低廉貨物如副食品供給香港)也為我們帶來意外的好處。這一切加起來，換來香港當時的優(yōu)勢。我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哪個行業(yè)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行當。
我并不是說我們不曾用過力氣，我想強調的是：這一代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負有絕大部分責任。
“香港人”的誕生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歡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時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戰(zhàn)”后美國流行文化更見強勢。對當時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過一點兒英語教育的年輕人來說，向時尚的英美文化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挑一個在香港有象征意義的英美文化事件，我會挑1964年英國披頭士樂隊第一次出國在美國表演后途經香港演出一場，把籍籍無名的香港放在英美的時尚文化地圖上。
當時在現場看過演出的人不會很多，而且一大部分是駐港外籍人士的子女，不過卻引起華人衛(wèi)道之士的“道德恐慌”，視之為洪水猛獸，中文商業(yè)電臺甚至禁播披頭士的歌曲。誰知這一潮流一發(fā)不可收拾，本地年輕人紛紛組樂隊，唱搖滾民謠，男孩甚至留“長發(fā)”蓋著半邊耳朵，這樣一來，離穿超短裙、牛仔褲的日子也不遠了。
這事件突顯了香港兩代人之間的代溝，是文化話語權世代之爭的揭幕。年輕人不要土氣要洋氣，而香港開始自詡是可以跟上英美時尚的城市。
誰是這些新一代，為什么聲浪這么大?他們是“二戰(zhàn)”后特別是1949年后在香港出生或幼年來港的一代。因為當時人口膨脹，所以新生人數也特別多，這個現象由1945年一直維持到60年代后期，以20年為一代的話，是香港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所以叫嬰兒潮。
到60年代末，超過一半的香港人口是19歲以下的。到80年代初，本地出生者占總人口六成以上。
因為人多勢眾，他們的文化取向就帶動了香港文化板塊的移動。
首先，他們生長于香港，不像上一代人有內地情懷，而且他們長于楚河漢界的冷戰(zhàn)年代，也即內地令人不安、運動不輟的50年代至70年代。耳濡目染下，除少數人外，大多對內地不但沒有深情，反而可能有負面印象。
第二，他們長大的年代，香港漸漸富起來，財富水平與內地越拉越大。
第三，富起來的香港讓他們可以找到好工作，期待成為有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
第四，1967年的左派騷動引起社會動蕩，不得人心，迫使大多數港人接受當時唯一可保障生活安定的政府：殖民地政府。
第五，殖民地政府在1967年騷動后也更加重視親民，并開始施政改革。
第六，到70年代，經過麥理浩總督1971年至1982年11年的勵精圖治后，香港幾可說脫胎換骨，成了善治之地，是大部分人可以安居樂業(yè)的地方。
第七，連嬰兒潮一代的父母輩的心態(tài)也改變了。香港從一個以過客、僑居者、移民為主的城市，變成一個以長期定居者為主的城市。香港是家，無根的一代在香港植根。
第八，嬰兒潮一代普遍受過英語訓練，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時候，可以說世界上很多年輕人都喜歡這種英美新文化。故此，因為冷戰(zhàn)宣傳、英語教育、財富水平、消費習慣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們跟同代內地人在人生經歷、知識結構和世界觀上差異很大。
第九，他們開始出國旅游，又想去英美加澳新(西蘭)等發(fā)達國家留學，但大部分去不成，去了畢業(yè)后也不一定留得下，最后往往是回流，發(fā)覺香港反而是個可以給他們機會的地方。
第十，沒錯，香港的居民終于對香港有歸屬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來的。原來他們哪里都去不了，英國不是隨便去的，內地還不是可以去的，他們不能自認英國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認為是內地人，故此也不自稱中國人。沒選擇，他們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來越叫越順，引以為榮。
這是“香港人”的出現，不是很遙遠的事。
“香港人”是被發(fā)明出來的、被想象出來的、被建構出來的，但卻是存在的、有物質性的、有歷史意義的現實。
有了“港人”，才可能有“港人治港”一說。鄧小平時代的中央對港政策敏銳地反映了新現實，不是宗主國派總督來直接統(tǒng)治香港，而是中央進行創(chuàng)新性的間接管轄，即回歸中國后“一國兩制”。
有了“香港人”，自然也有了“香港文化”。
如果要舉一個香港人的香港文化自覺意識濫觴的象征事件，我會選在1967年9月騷動期間創(chuàng)刊的《香港青年周報》。創(chuàng)辦人之一昆南，1935年在香港出生，是個前衛(wèi)作家，當時還是個青年，卻已創(chuàng)辦過好幾份文化刊物(香港意識也不是嬰兒潮的專利，每個大潮之前總是有先行的弄潮兒)。他在創(chuàng)刊號明言：“我和盧昭靈是針對《中國學生周報》而出版《香港青年周報》的。為什么是中國學生，香港學生沒有自己的刊物嗎?”香港成了主體。
大致來說，土生土長的嬰兒潮一代，一方面比上一代更西化，另一方面卻同時比上一代更香港化，即今天所說的本地化。他們對中國內地的興趣較弱，但他們的香港意識更強。因為香港是他們唯一理解，也是唯一無條件接受他們居留的生存空間。他們別無選擇。
經過50年代至70年代的醞釀發(fā)酵，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人的香港意識、香港認同感最旺盛的年代。
不過與此同時，這種心態(tài)也開始受到新挑戰(zhàn)。
因為1997年的回歸問題，八九十年代香港出現幾十萬人的離港移民潮，其中很多是嬰兒潮中產者。他們?yōu)榱苏?a href='http://zh056.com/live/cai/baoxian/' target='_blank'>保險、子女教育、清新空氣、居住空間等自選的理由，帶著香港人的清楚身份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他們之中，有些為了事業(yè)不斷往返香港與移民地，如空中飛人。回歸前的移民潮某程度上拓展了部分港人的眼界，而總的來說并沒有減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從1997年至今天，部分移民加、澳、新者回流到香港或內地發(fā)展。但不管在內地哪里，香港人都會被認出是香港人，可見港人與內地人有差異，偶爾他們會被誤認為是中國臺灣人或新加坡人，不過他們會立即糾正說自己是香港人。
不過總的來說，內地的改革開放及對香港回歸的安排，開始逆轉150年以來邊界由松到緊的總趨勢——由1949年以前的松，到50年代后的緊，到80年代的極緊，到回歸后緊中帶選擇性的松，到今后慢慢往松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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