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時代的文化如何_奈良時代的文化怎么樣
日本奈良時代、平安時代可以說是日本漢詩文化的興盛期和黎明期。日本漢詩,指的是日本人用漢語創(chuàng)作的詩,遵從漢詩格律用韻的一種詩歌形式。今天學習啦小編給大家精心挑選了奈良時代的文化，希望文章對大家有所啟發(fā)。
奈良時代的文化一：佛教的興盛
在遷都奈良之際，有些原來的大寺被遷往新都，如元興寺、興福寺、大安寺、藥師寺等。但這還遠遠無法滿足統(tǒng)治者的需求，他們大肆興辦佛教事業(yè)。奈良時代由國家興辦的佛教事業(yè)中，最著名的當推東大寺和國分寺的興建。
東大寺及其盧舍那大佛像是由圣武天皇于740年發(fā)愿，于743年開始興建的。圣武天皇建東大寺和大佛的目的是為了依賴“三寶之威靈”，祈求天下太平，國家富饒繁盛。在興建東大寺和巨大銅佛像的過程中，花費了龐大的人力和物力，動用了舉國的財力，又號召民眾自愿出力支持。751年大佛殿建成，翌年4月，由朝廷主持舉行盛大的大佛開眼供養(yǎng)法會。
所謂國分寺即是設在各國國都的寺院，有比丘住的國分僧寺和比丘尼住的國分尼寺。它的興建實際上是效仿中國，修建國分寺的步驟，大致分為如下三步：第一步是737年3月，詔令每國造丈六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和左右配置的菩薩兩軀。當時雖然還沒有國分寺的名稱，但因這個釋迦像可以認為是國分寺的主佛，所以此舉當是修建國分寺的先驅。第二步是740年6月，令每國抄寫《法華經》十部，修建七重塔。這是以《法華經》第四《法師》第十為依據的，實際上就是國分尼寺的前驅。第三步是741年2月，詔令各國設置僧尼兩寺，僧寺置僧20人，名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尼寺置尼10人，名為“法華滅罪寺”。前者是根據《金光明最勝王經·四天王護國品》第十二所說，為的是消除國家的災禍，祈求四天王保護;后者主要是為了比丘尼滅罪行善使誦《法華經》而修建的。國分寺在建造中并不順利，由于各地政府在饑謹、疫病流行之后，財力不足，民力疲敝，建寺造塔工作進展緩慢。直到770年，這一造寺工作才基本結束。實際上，有些地方的國分寺并非新建，只是舊寺的利用或改造。
都城奈良的東大寺與地方上的國分寺之間，在組織上并無上下所屬的關系，但因為東大寺在中央，由天皇組織修建，而國分寺在地方，由國司監(jiān)造和監(jiān)管，所以不僅在佛教信仰上存在密切關系，而且在形式上也有上下所屬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東大寺也稱“總國分寺”。
奈良時代的寺院分為國家的大寺、國分寺及屬于私人寺院的“定額寺”、普通的私寺等。國家的大寺，是據歷代天皇和皇室成員“敕愿”建造的，也稱為“御愿寺”，如稱為“南都七大寺”的東大寺、興福寺、元興寺、大安寺、藥師寺、西大寺、法隆寺。“定額寺”是為定額所限而得到朝廷承認的大寺，是由官吏或貴族修建的，其管理和維修需由國司和造寺施主共同負責。
寺院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天皇、政府和貴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戶、奴婢及財物等。如749年，東大寺興建接近完成時，天皇施給東大寺墾田100町，不久又詔定墾田限額可達4000町，前后施封7500戶，另施給奴婢達400多人。
奈良時代，隨著中國佛教宗派的不斷傳入，逐漸形成了六宗：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華嚴宗、律宗。佛教史上稱之為“奈良六宗”，相對于平安時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稱“南都六宗”。奈良六宗與平安時代以后出現(xiàn)的諸宗相比，更注重經典學問的研究。僧侶常兼數宗之學。
三論宗以主要研習龍樹《中論》、《十二門論》、提婆《百論》三部佛經而得名。起源于印度，后由鳩摩羅什傳入中國。至隋代的吉藏而集大成。625年，吉藏的弟子高麗僧人慧灌將三論宗傳入日本，后由法隆寺的智藏、大安寺的道慈發(fā)展成為日本古代佛教的重要宗派。
成實宗研習印度訶梨跋摩所著《成實論》，依附于三論宗傳入日本，在日本未成為獨立的佛教宗派。
法相宗亦稱唯識宗、有相宗、慈恩宗等，由唐玄奘及其弟子窺基創(chuàng)立。主要繼承古印度瑜伽行派學說，所依經典據稱為六經十一論。653年，道昭入唐從玄奘學此宗，歸國后以元興寺為中心傳法，為法相宗第一傳。658年，智通、智達乘新羅船入唐，也師從玄奘學法相宗，回國后亦在元興寺傳法，為法相宗第二傳。第一、二傳又稱南寺傳。703年，在日本的新羅僧智鳳、智鸞、智雄奉敕入唐，從智周學法相宗，歸國后弘傳此宗，為法相宗第三傳。716年玄昉入唐亦從智周學法相宗，為法相宗第四傳。第三、四傳又稱北寺傳。
俱舍宗主要研習印度世親著《阿毗達摩俱舍論》，道昭、智通、智達、玄昉等人將法相宗傳入日本時同時傳入，它是法相宗的附宗。
華嚴宗以《華嚴經》為主要經典。因唐時創(chuàng)始人法藏受武則天賜號“賢首”，故又稱賢首宗。736年，唐僧道璇將華嚴宗章疏傳到日本。740年新羅僧審祥到日本宣講宗義，傳法于日僧良辨，以東大寺為根本道場，開創(chuàng)了日本的華嚴宗。
律宗以研習及傳持戒律為主，以《四分律》、《梵網經》為宗義。天武天皇時道光歸國首傳，736年唐僧道璇抵日宣講戒律。754年鑒真抵日，于東大寺設壇傳戒，繼而又創(chuàng)設戒壇院。鑒真成為日本律宗的始祖，于759年創(chuàng)建唐招提寺，為該宗的總本山。
綜觀奈良時代的佛教，有如下特點：在國家直接控制之下，被作為鎮(zhèn)護國家的要法。與政治關系比較密切，僧侶染指政治，朝廷對僧侶待遇優(yōu)厚。寺廟均建于城市中，被稱為“都市佛教”。追溯此時期形成的奈良六宗的起源，其主要傳人幾乎均為留學僧或渡來僧，因此各宗與朝鮮半島和中國大陸的佛教宗派具有很深的淵源關系，其教相判釋、教義戒法幾乎是原原本本從中國引進，并無多大發(fā)展。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備，從僧官設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詳細規(guī)定。
奈良時代的文化二：儒學的影響
奈良時代儒學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治政理念。日本早期儒學曾影響當時日本社會各領域，而其最主要的影響則是為日本古代天皇制國家提供了政治理念。
奈良朝雖然積極地推崇和信仰佛教，但從總體上看，其治政的指導思想，是以儒家政治貫徹始終的。儒家政治的核心內容，其一是“政在養(yǎng)民”。把富國安民的基點，放在農村的安穩(wěn)和農民們擺脫貧困上。奈良時代“農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終成為統(tǒng)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其二是“簡人任能”。對于各級官吏的選拔、政績良劣都十分注意。其三是“儉約”。儒家認為，帝王崇尚儉約，則民心不亂，國可興盛。奈良時代雖然大造佛像，用盡國庫，但從全面來看，歷代天皇均比較注意儉約。
(二)官吏的選拔和考核。奈良時代官吏的錄用考試模仿唐朝，也是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等六科。生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學校的學生。大學寮是中央學校，國學是地方學校，它們既是培養(yǎng)官僚的教育機構，又是日本儒學的傳播體系，其教學的主要內容都是儒學經典。如大學寮設有明經道(儒學科)，教科書有“九經”，即《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孝經》和《論語》，這些教科書必須使用規(guī)定的注釋本。
奈良朝和唐朝一樣，特別重視對官吏的考核，并根據考核的成績，進行升降、褒貶。官吏的考核，由各級管理的長官進行，考核內容包括德行的考核以及工作的考核。考核德行時依據的是儒家的德義、清慎、廉潔、恪勤。
(三)對人們道德生活的影響。奈良時代儒學不僅為統(tǒng)治者提供了治政理念，儒學道德“孝”道還滲透到了民間，影響了人們的道德生活。
在中國，儒家把“孝”提高為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在儒家學者看來，“孝”不僅指在生活上贍養(yǎng)父母，還要無條件地順從父母。在日本，儒家經典傳入之前，并不存在上述意義上的“孝”的道德觀念。日本統(tǒng)治者倡導“孝”道，主要是在進入奈良時代之后。中央和地方統(tǒng)治者通過制定法令和采取行政措施對“孝”道予以宣揚，使其逐漸滲透于統(tǒng)治階級與民眾之間，“孝”道成為公認的道德規(guī)范。
奈良時代的文化三：繪畫與雕刻
奈良時代的繪畫作品主要有佛畫、反映世俗的風俗畫、山水畫，都受到唐繪畫的極大影響。
佛畫強烈地體現(xiàn)著唐代的畫風。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內的壁畫，在四個最大的壁畫上畫著四個天界的景象，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圍則畫有眾菩薩及四天王，上面畫有寶蓋，寶蓋左右各有一個飛天。這樣的題材和構圖與敦煌壁畫如出一轍。
世俗題材的風俗畫和山水畫也很有水平，其中與貴族階層生活相關的屏風畫尤為突出。764(天平寶字八)年捐入東大寺的圣武天皇收藏品中，就有大量屏風畫，這些屏風畫中有風俗畫《舞風屏風》、《子女畫屏風》、《素畫夜游屏風》、《鳥毛立女屏風》、《大唐勤城樓前觀樂圖屏風》、《古人宮殿屏風》等，山水畫《山水屏風》、《古樣山水畫屏風》、《國圖屏風》等。
奈良時代的最出色的美術作品是佛像的制造，即所謂天平雕刻。當時的雕刻種類甚多，有泥塑、干漆、銅、銀、金、石、磚、木等。前期以金銅造、脫干漆造為主，后期以木心干漆造和泥塑造為最勝。泥塑、干漆法都是直接吸收了唐代的技藝。
天平雕刻的代表作是東大寺的盧舍那佛，該佛像高1.6丈，背后雕刻有864個小佛，雕刻技藝高超，是現(xiàn)存世界最高的銅鑄佛像。
此外，唐招提寺的佛像群亦是天平雕刻的杰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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