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原本自由演講稿

我們原本自由演講稿

　　只要有藍天，我們就可以自由飛翔，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關(guān)于我們原本自由演講稿，歡迎借鑒參考。

　　自由

　　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國人為什么那么愛做選擇題，連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魯迅還是胡適，一看這樣的文字，我就異常郁悶，就如非讓我選擇是吃蘿卜還是白菜一樣。

　　在魯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后》，魯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后所要面對的各種尷尬與恥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著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后所不能控制的，生前尚且有申辯的可能，死后是斷無申辯的機會了。

　　作為一定要釘在歷史上示眾的人，我常常以為他們是很悲劇的，如胡適，如魯迅，盡管內(nèi)心是多么的不情愿，他們絲毫不能阻撓死后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徹底，如此純粹。有時他們的一句話，就可以被無限上綱上線，就可以作為養(yǎng)活別人的工具，殺死對手的利器。

　　因魯迅和胡適而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敵我相向的兩大陣營，選擇一個，就意味著放棄另一個，這樣的一種文化選擇，是人的悲哀還是他們二人的悲哀?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很納悶，為什么我們一直嘴里喊著的頭上舉著的至理名言，卻在實踐的時候拋到了九霄云外。

　　胡適在《夢與詩》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墒?，為什么我們總是要別人做一樣的詩歌，甚至做一樣的夢呢?做不成魯迅，也做不成胡適，是不是我們就不再是我們自己?當我們以為離他們很近的時候，實則是我們遠離他們的時候，因為我們失去了他們兩個人最基本的精神――獨立與自由的精神。

　　失去獨立自由的靈魂，不過是依附于他人的奴隸，無論所依附的人多么的偉大，多么的崇高，都改變不了奴才的本性。所以研究紅樓夢的紅學家終其一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不過是在一些殘跡中搜索到可以賴以生存的殘羹冷飯。于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證癖成通病。假如胡適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鏡，我一點都不驚訝會有人去考證他眼鏡的來歷，跌碎的原因，當時他在想什么，做什么，為什么那眼鏡就從鼻梁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里，還是在外面，在哪個角落都必須有特定的意義。放在顯微鏡下的人，是無隱私可言的，所以胡適的婚姻成了飯后茶余的點心，想怎么掰就怎么掰，想怎么揉就怎么揉，也不管胡適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適夫人是不是滿意的，就在那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下結(jié)論，殊不知，幸福的結(jié)論是胡適與他夫人一起寫的，是與旁人毫無關(guān)系的。

　　胡適一生堅持自由，這自由不僅僅是對自己的，也是對別人。1925年，在《晨報》被燒事件之后，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寫到：“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因此在晚年的時候，他能說實則他與魯迅是一個陣營里的，而這個陣營就是自由之營。魯迅與胡適無論曾經(jīng)多針鋒相對，有過多少公案，多少過節(jié)，都在自由的旗幟下站在了中國文化的頂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尸走肉，多的是人云亦云的奴才與走狗。

　　在個人自由與國家命運發(fā)生矛盾的時候，胡適勇敢的放棄了個人自由而選擇了與國家共進退，這絕對不是有些人單純意義上所說的向政治靠攏，向政權(quán)妥協(xié)，胡適從一個政府的批判者而轉(zhuǎn)成政府的建言者，這種角色的錯位實則是對自由更大意義上的一種詮釋。國之存亡，匹夫有責，胡適報效之國，絕非所謂的某個政府掌控之國，而是中華民眾之國，當這個國家遭受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個人的政治觀點與哲學理念是要和國家當時的環(huán)境相靠近或者暫時妥協(xié)的，因此，不難理解一個一向堅持自由之靈魂的胡適何以能在1938年接受蔣介石政府的駐美大使之職，當時他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這樣的悲壯，該是怎樣的一顆愛國之心，無論是否對他的政治主張或者哲學思想贊同，我都為這樣的一顆心而感動。在美任職期間，給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這樣說：“我是為國家的事出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我想這話已經(jīng)充分詮釋了胡適關(guān)于國家與自由的關(guān)系。在對這段經(jīng)歷的回顧中，有一段話我以為今時今日之官員們該是羞愧汗顏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數(shù)年，赴美各地演講400多次，從未帶過隨員，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實系為戰(zhàn)時國家節(jié)省外匯。”，在兩個月沒有領(lǐng)到薪俸的時候說：“我過的日子總算頂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難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飛機炸彈的驚恐的人民，我這里總可算是天堂了。”為學與為官，不管身份的差異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適卻讓他們統(tǒng)一了起來。梁實秋在紀念他的文章中寫道：“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交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lǐng)，站在臺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這樣坦蕩的人格，做官與做學問，又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如若為學只是誤人子弟，為官只是為禍一方，那么官也好，學也罷，終究是要被唾棄的。在自由面前，胡適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與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則，他擯棄這些存在的不同，而對于所謂的異己大加提拔和幫助。這樣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靈魂。只虛有其表的自由，實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專制，是對自由的踐踏。在黨派之中打轉(zhuǎn)的人，是不會從桎梏中掙脫出來，獲取真正的自由的。只有超越了黨派的隔閡，在堅持自己信仰和主張的同時，尊重別人的信仰和主張，并努力捍衛(wèi)別人的自由，這樣的人才是把自由實踐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

　　人。胡適對于這些有一段相當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變成宗教，變成了宗教，就不會虛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寧可保持我無力的思想，決不肯換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黨派也好，宗教也罷，都是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統(tǒng)一，保持一致，不容許有不同聲音出現(xiàn)，于是自由成為了相當奢侈的華麗外衣，可以披著這樣自由的外衣為自己的黨派或者宗教爭取到黨徒和追隨者，黨外之人，便成為了異己，于是自由失去。

　　無論是沈從文，還是羅爾剛，這些沒有學歷的人是得到了胡適充分肯定的人，他從來不因為形式上的限制而忽略人本身具備的真才實學，因此他能在任何時候都提拔這樣有才華的人，讓他們不因自己的學歷而失去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給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適對于自由的實踐。困守在一種陳規(guī)陋習中，自由失去，發(fā)展無從談起，因此，胡適總是能打破舊有的規(guī)范，從《文學改良芻議》開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堅冰的道路上艱難行走，從未曾動搖。

　　最能體現(xiàn)一個人對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對待那些所謂的異己態(tài)度。在對待如魯迅，陳獨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適向來是能幫則幫，而且從來是仗義執(zhí)言，不因與自己對敵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為對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如歷次對陳獨秀的拯救，勸蘇雪林放棄對魯迅的攻擊，并為魯迅抄襲罪名進行洗清等，這不僅僅是一個人品格的高貴，而是對于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堅決捍衛(wèi)。在對待反對者的態(tài)度上，有一個事例很讓人感動，林琴南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為了阻止新文化運動曾妄圖借助北洋軍閥的力量來鏟除新文化運動的骨干，因此有人作小說以影射林琴南，攻擊他，編輯把小說轉(zhuǎn)給胡適時，胡適的話就算是今天說來給人聽，也是讓很多人慚愧的，所謂君子坦蕩蕩，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紅鞋的事。我們可以不贊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當污蔑他的人格。這也就是為什么陳獨秀與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終是摯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當魯迅在天國聽見胡適對于他的維護并做的評價，該是怎樣的心潮?當然，在魯迅生前，除了觀點的交鋒，胡適幾乎未對魯迅人格有過微詞，也并無惡言相向，始終保持著君子的風范。有人說胡適之49年的哀號，是為了蔣介石政府的倒臺而傷，實則是把一種政治觀念上的骯臟俗套強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所哀傷的是他一貫提倡的自由不能實現(xiàn)，循序改良的主張中斷。這最多是他對于新政府沒有抱希望，但絕對不能算做蔣介石的忠實走狗，這是有質(zhì)的區(qū)別的。

　　有這樣悲觀的情緒并不難理解，曾經(jīng)有一段時間，無論胡適還是魯迅都把蘇俄看作是中國未來之走向，而后又深深失望，因為一個專權(quán)的政府是和他們的獨立自由民主之主張是尖銳抵觸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適也好，魯迅也罷都很快放棄了這一夢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因此堅持蘇俄路線的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府得不到胡適的青睞也是自然的，而且從后來發(fā)生的歷史事件來看，我以為胡適之去美國，魯迅之早逝，未嘗不是一種幸運。最少在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沒有看見他們?nèi)缫恍┤艘粯映霈F(xiàn)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們的人格獨立完整和尊嚴，這該是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拋開政治不談，胡適的清醒不僅僅體現(xiàn)了其人格的高貴，更主要的是，他始終不曾放棄自由的追求和信念。在上個世紀國內(nèi)對胡適的清算中，胡適的態(tài)度再次讓人欽佩：“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凈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quán)，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說的自由被剝奪已經(jīng)很可悲了，連不說的自由也被剝奪，該是怎樣扭曲的一個社會。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時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對待的時候，讓我們再次領(lǐng)略了一種大家風范，這些光有寬容與理解是不夠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憫，一種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撐和散發(fā)。

　　從純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說，魯迅的一個都不放過和胡適的誰都放過，都是社會需要的，我們無須選擇，批判與寬容在自由中得以釋放和融合。

　　中國向來不缺乏熱血，亢奮與激進的人，但是惟獨缺乏冷靜思考的人，中國人的血是熱的，總在沸騰著，中國人的火是一點即著而且燎原之勢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維上始終欠缺著，潑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冊的，妄想翻身何其難哉。胡適曾經(jīng)拋出的自由主義之旗，被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無情踐踏于腳底，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二十一世紀給胡適平反。那么這面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終將浮出水面，飄揚起來。

　　中國孩子的自由

　　中國各地區(qū)的家長：

　　大家好!我是五年(6)班李嘉鉅同學，很高興能與你們談論讓中國孩子自由的事，也很高興我能發(fā)表我對中國孩子自由的看法。

　　在我的眼里，中國孩子不自由有很多種方面，下面我為你們一一講解我的看法：

　　1、中國孩子不自由，大部份都是因為中國還是沒成熟的國家，所以不可輕意放松小孩子，因為現(xiàn)在小孩子是未來的希望，如果一放松，中國的未來就不堪設(shè)想，便讓中國孩子一年最多八十幾天是自由的，而外國孩子一年最少也有一百多天自由時間，所以使中國孩子缺少了自由的時間。

　　2、中國孩子的作業(yè)太多，成長壓力太大，使中國大部份孩子一天到晚都在做作業(yè)，沒自由的時間。做得快的人還好說，做得慢的人就整天頭暈眼花。

　　3、中國的孩子太懶，因為中國實行的是一孩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所以父母都慣著自己的孩子，什么事都自己干，不讓孩子干，后來老師提醒了，家長才強補“自家大少、千金小姐”(兒女)自然就沒自由時間了。

　　對于這些問題，我設(shè)想，假如我能改變一切，我會讓中國孩子一年最少也有一百天休息時間，每天最多四個作業(yè)，如果放假的話，最多十個作業(yè)(語文、數(shù)學、英語三科一共)。

　　可是一切都是設(shè)想，不切實際，可是在未來，相信中國孩子一定會改變。

　　中國的孩子也能更加自由!

　　自由為主題的演講稿

　　朋友們，大家好!

　　當?shù)弥耀@得一等獎并且要參加演講比賽的時候，我身邊的小伙伴們都驚呆了。他們都有這樣一個疑問：你讀美國的書?寫一篇關(guān)于美國人生活的征文?獲得一等獎?現(xiàn)在還要到現(xiàn)場去說一說美國優(yōu)點?我理解他們的意思，我不是不愛國，相反，我更愛國!今天，我就和大家說一說我讀完這本書后的真實想法。

　　我一直懷著忐忑的心情在讀林達的《歷史深處的憂慮》這本書;一直在思考林達的內(nèi)心深處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憂慮?況且這種憂慮還是深藏于歷史深處的。

　　現(xiàn)在我知道了，林達以他在美國普通階層親身的經(jīng)歷和感受寫下了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公民自由以及他的歷史的深刻觀察和認識。最令我眼目一新的是這本書用書信的形式，用委婉的筆觸、樸實的文風、說故事的方式將美國復雜的人口來源、歷史背景、深遠的法律和制度的淵源梳理得井井有條，讓大陸讀者讀到的不是法律的繁文縟節(jié)，也不是政治理論的高深晦澀，而是用一個個生動的事例將深遠的道理、復雜的過程和美國人兩百年來的思考娓娓道來。

　　接下來我講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

　　一、自由VS代價

　　從我對美國開始產(chǎn)生印象起，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感覺生活在那里的人們擁有著無尚的自由，可以自由發(fā)表自己的觀點，不管是對還是錯;可以斥責當權(quán)政府，尖刻而大膽;可以擁有自己的槍支，不管你是為了防衛(wèi)或是行惡。這足以令一個身在中國而沒有此特權(quán)的我難以理解。

　　但林達告訴我：“要想理解美國的自由，你得先看到美國的不自由。”在欣賞美國自由的同時，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美國人為了自由而付出的代價。美國人熱愛自由，他們甚至可以為了自由而選擇承受隨之而來的犧牲，即使在經(jīng)歷了諸如恐怖襲擊、種族沖突、信任危機等情況下，也不輕易放棄自由，雖然有時候，他們?yōu)榱俗杂?，不得不付出慘重的代價。

　　高中學習美國這段歷史的時候，一直對這樣一個問題冥思苦解。那就是在羅斯福實施的新政使美國聯(lián)邦政府膨脹之后，美國人為什么對美國聯(lián)邦政府權(quán)限的擴大懷有重重戒心了。因為他們對自由的向往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他們堅信“不自由，毋寧死”，我想，這句話在美國也算是得到了最好的詮釋了。

　　二、權(quán)利VS法律

　　《權(quán)利法案》的第二條：“組織良好的民兵隊伍，對于一個自由國家的安全是必需的。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quán)利不可侵犯”。當我讀到這樣的語言時，不禁讓我感慨。美國賦予公民的權(quán)利太超乎我的想象了。它并不沒有說“憲法規(guī)定人民有擁有武器的權(quán)利”或“憲法賦予人民擁有武器的權(quán)利”，而是說“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quán)利不可侵犯。”美國一直認為，這種權(quán)利不是任何人給予、恩賜的，而是“天賦人權(quán)。”書中給猶太裔美國人詮釋說：槍不是一種工具，槍是一種權(quán)利。但從這種槍支管理的憲法文件中我們依然看出了美國人為保護公民自由而賦予他們的權(quán)利。

　　美國人一直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但他們表示：自我言論的內(nèi)容完全中性化，與真理無關(guān)，這只是他個人表達自己的權(quán)利。同時，我也看到，美國人雖然非常注重個人權(quán)利，但也告誡自己：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誰也不能立身其外，坐享其成，維護他人的權(quán)利也關(guān)系到自己。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必須為他的個人行為負責。所以，再大的權(quán)利背后依然是神圣的法律在約束著你。

　　三、歷史VS憂慮

　　或許對于美國憲法賦予公民槍支彈藥的權(quán)利我們中國人依舊無法理解，但是對于經(jīng)歷過““””的大陸同胞來說，就很容易理解美國這種做法了，因為美國對他們的政府也抱有擔憂。假如當時的中國也有持槍自由的話，那么““””中的無數(shù)抄家批斗悲劇或許就可以避免了。只可惜，歷史無法假設(shè)。

　　我并不是想表達中國政府也應當賦予國民此權(quán)利的觀點。但可以肯定的是，持槍自由與否，兩害之間的權(quán)衡，不論是對美國還是對中國，都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

　　幾年前，在大陸，為了爭取沉默權(quán)，法學界，特別是刑法學界，吶喊了很久，最后仍是無果而終。在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中，這一權(quán)利被這樣表述：“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在刑訊逼供屢禁不止，屈打成招不時曝光的中國大陸，引進沉默權(quán)，應該已經(jīng)是迫在眉睫了。然而，就現(xiàn)在來看，因為某些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大陸同胞還要繼續(xù)等下去。

　　當然，在引進沉默權(quán)之前，我們也要學會接受美國“寧可放過一千，不可錯殺一個”的做法。如果我們不愿意支付這一代價，那么我們就必須繼續(xù)忍受刑訊逼供和屈打成招。那么，不僅僅是““””那段值得我們深思的歷史，現(xiàn)在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將會成為我們今后深思的對象。歷史必然重蹈覆轍。

　　中國歷史的憂慮不僅僅是過去，更是現(xiàn)在和將來。在林達的最后一封信《他們就是美國人》中，我看到了一群自立自強、重視公益的美國人。而他們的自立自強，對當下“啃老”嚴重的中國社會是一面很好的鏡子。我們不要羨慕“富二代”、“官二代”，不要抱怨自己投錯了胎，更不要問父母能為我們做些什么，而是要問我們自己能為父母做些什么，能為他人和社會做些什么?

　　最后，我想說的是：歷史不只是過去那個真實的事實，它依舊隨著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而伴隨在我們身旁成為現(xiàn)在的事實。而我堅信，世界的每個角落，總有一天，一定會存在更多地用自己理性眼光看待這個國家的親身經(jīng)歷者，他們的所見所聞必將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到一個真正的事實。到那時，歷史的憂慮不再是一個國家的，而是整個人類的。

　　謝謝大家!